病床上的邓小平指着电视中的自己问"这是谁",临终之言,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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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香港,作为"租借地"在外漂泊 99年后,终于回归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从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国土沦陷、战火纷飞的清政府,到国力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新中国,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强势崛起。
然而,同样是在这年,带领我国迈入这片盛景的一位重要伟人,却不堪疾病重负,与世长辞。这位伟人的名字,相信大家都一定不陌生,那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先生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一生中为中国人民做出了许许多多的贡献。1997年的元旦,一部名为《邓小平》的纪录片正式上映,将总设计师跌宕起伏的生平经历与斐然政绩悉数囊括其中。此时的邓小平已是 92岁高龄,帕金森综合症的长期折磨最终导致了呼吸系统的衰竭,他在前一年的年底就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接受治疗。
在那段最后的时间里,邓小平饱受病痛折磨,有时昏沉、有时清醒,却始终表现得平和宁静。
他的随身医护人员黄琳说:"我能体会临终前他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
在偶尔的、精神较好的时候,通过电视机,病中的邓小平也看见了这部以自己为题材的人物传记纪录片。但那时他的视力已不大好,屏幕中的人影遥远、模糊,让他一时分辨不出那是谁,只能向身边的医护人员询问。
"小黄啊,你看电视上,走过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正是您自己啊。您看清楚了吧?"
说话这会儿,影片中的人像不断放大,在近距离的镜头下,邓小平这才认出自己来,脸面上显出了久违的感兴趣的神色。
在疾病的长期折磨下,这是非常难得的好现象,毕竟精神上的愉悦有助于舒缓病人躯体上的痛苦,尤其是面对帕金森综合症这样病程漫长而又无法治愈的疾病。于是黄琳抓住机会,向邓小平解说起了这部影片。
不仅仅是视力,邓小平的听力在那时也已经大为衰退,因此黄琳凑到他耳边,挑一些重点的句子复述给他听——大多是一些赞扬的话语。听着听着,黄琳看到邓小平流露出一丝与他的年龄和阅历不相称的"羞涩":"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种淳朴的、发自内心的谦虚,正是邓小平和新中国许多其他的伟人都具有的一种重要品质。正是这份谦虚,让他们始终不放松、不懈怠,不断反思、进步,才能带领中国在群雄林立的新时代国际格局中迅速雄起,取得如今的伟大成绩。接下去,我们就通过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看看,邓小平是如何运用他深远的政治智慧为中国人民造福的。
交锋"铁娘子",香港问题绝不退让
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香港回归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桩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一重任的成功,显然离不开邓公的全力推动。
1982年的秋天,一位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政治家抵达了北京。这就是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此行目的正是与中国方面磋商香港问题。早在访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就已借助国际舆论为此行造势:英方宣称 19世纪中英之间签订的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然而,邓小平以坚决的态度粉碎了西方国家惯用的舆论攻势——他指出了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 19世纪 3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并且表示中方在香港的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商讨余地。中方出乎意料的强硬态度让撒切尔夫人事先准备好的谈判手段无处使用。
在这首场交锋中,撒切尔夫人终于意识到,面对这样一个极具智慧的对手,凭借自己掌握的筹码,实在难以不做出让步。这位在谈判中出乎意料地毫无收获,甚至被迫退让的"铁娘子"只得黯然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却在台阶上不慎摔倒。全球瞩目的这一跤,搅动了全球舆论,更敲响了无数西方政客心中的警钟:换作自己与这位相貌宽厚、神态温和的中国政客交锋,结果又当如何呢?
在直接交涉主权问题上碰壁后,英方随即实行了第二套方案:撒切尔夫人提出"中港英共治香港"的概念,希望造成香港事实上的独立,以此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性。然而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迅速,当即指出眼下关于香港问题的磋商乃是中英政府之间是双边会谈,使英方的计划再次流产。
在此前的交锋中连连失利,撒切尔夫人只得选择退让,将最后一轮较量的重点悉数放在了香港的治权之上。邓小平依然维持着强硬的态度,坚决表示要从英方手中收回香港的治权:"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但连番吃亏之后,撒切尔夫人已经打定主意,要在治权问题上死咬到底。在与邓小平的最后交锋中,她接连抛出两个问题: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治,以及宣布在 1997年收回香港极有可能造成香港经济的巨大波动。
面对两大"杀招",邓小平并未就此向英方妥协。他明确表达,回收香港的过程中,小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中英双方对此持合作的态度,就能够避免大的波动。他还表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现状。"
在这样的谈判形势下,邓小平拿出了他对于"一国两制"政治制度的构想与规划,成功粉碎了英方的质疑和阻难。正是邓小平在谈判中毫不退让的强势态度、敏锐的政治洞见和迅速周全的应对能力,使得中英双方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即便强硬、骄傲如撒切尔夫人,在这一轮轮交锋终于落幕之后,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的政治手段与智慧,特别表达了她对"一国两制"这一创造性构想的激赏。
然而,一力促成香港回归的邓小平本人,却最终没能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这也成了他走到生命尽头时的最大遗憾:他早早就期盼着能够在香港回归后,亲自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这片离开了祖国母亲 99年,最终由自己亲手迎接回祖国怀抱的土地。然而,在距离香港回归仅剩 5个月不到的 1997年 2月 19日,邓小平最终抢救无效,在北京因病逝世。这寥寥数
月之差所造成的巨大遗憾,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美苏争霸,如何实现外交突围?
如果说,香港问题仅仅牵涉到中英双方的磋商交流,那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无疑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一个巨大的挑战。
七十年代末期,正值国内"十年动乱"结束。然而,留给邓小平整顿国内形势的时间并不充裕。
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始终对中国采取"大哥对小弟"的态度:"小弟"不"听话",就要狠狠地"教训"。面对实力日渐提升、政治立场上日益独立、不再以苏联马首是瞻的中国,勃列日涅夫试图以军事手段重新树立"老大哥"的威严。苏联在中国东北边境和中蒙边境重兵施压,挑唆越南与中国发生冲突,同时入侵阿富汗以拓展苏联在中东的军事实力。这一系列军事举措,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同时向中国发难。
面对这样紧张的形势,邓小平深知,此时的中国还难以和苏联强行武力抗衡。要在包围中谋求突围,须得依靠外交手段,而与苏联僵持不下、国内经济衰退、急需改变目前局势的美国,正是合作的不二选择。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两国随即展开秘密秘密交涉。尽管形势紧迫,邓小平仍然保持沉着冷静。在深思熟虑后,他没有选择立刻同意与美方建交,而是向卡特总统提出了中美建交的三个重要前提条件:第一,美国同台湾断交;第二,美方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三,美方从台湾撤出军队。
起初,卡特总统并未答应这三个条件。但邓小平没有因此让步——他对当下国际形势洞察极深,明确地意识到,美国联中遏苏的需求已经刻不容缓。在美方的举棋不定下,邓小平表示:"我们可以等。"
比起邓小平的从容沉稳,卡特总统却承受不起中国在重压下重新倒向苏联的风险,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最终答应了邓小平的三个条件,中美关系自此踏入正常化的阶段。通过外交上的运筹帷幄,邓小平同时达成了化解苏联对华军事施压、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大政绩,邓公的政治智慧与手段不可谓不高超。
回望邓小平的一生,他说了很多、做了更多。但在疾病缠身的晚年,他选择退出政治舞台,过上"平民"的生活。1997年的年初,在邓小平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程度,医务工作者所能做的,只是延缓病情恶化的程度。随身的医护人员问他,是否还有什么于家、于国想要交代的最后事宜。
邓小平的神色很平静,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临终前,邓小平唯一一项反复叮嘱的事,是他自己的身后事:"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骨灰撒入大海里。"
作为海葬在中国的早期践行者之一,邓小平的选择为数千年来延续着土葬传统的中国社会展现了面对"身后事"的另一种态度。这样几句简单的遗言,却更令人体会到邓小平豁达、无私、勇于创新的精神。
在生产力水平、人民精神文明水准不断提升的当下,仍有人生前自私敛财,把后事安排得极尽哀荣。两相对比,不难看出今天的我们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要向邓公学习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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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墨斗鱼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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