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没上过军事学校，为何被称为天才军事家？刘伯承这样评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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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到一句话：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此话不假，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人岁数相差12岁，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更是13年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两人都属龙，也真正是中国的两条神龙：刘伯承被奉为“军神”，而邓小平更是集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的伟人。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的四川省广安县，原名邓先圣。早年他先后进入私塾、乡县学校学习，并在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从莫斯科留学回到祖国。比起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徐向前、刘伯承等，在1929年第一次正式指挥百色起义之前，邓小平从没上过军事学校，却在指挥上丝毫不逊色于他人。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后，主政广西的左派国民党余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公署主任。为了巩固其地位，两人与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在邓小平成为广西革命工作的总负责人之后，将一系列中共党人安插进政府和军队担任重要职务，并与当地农民武装遥相呼应。

共产党人张云逸在担任第四警备大队工作时，带领部队进驻右江区百色，武装暴动的准备进一步完成，眼看当地形势正在有条不紊地走向好转，谁知余作柏、李明瑞二人贸然公开反蒋，结果不战而败，两人各自逃窜，此时以邓小平为首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扫清障碍。

然而，时任第三警备大队大队长的熊镐，却视四队为眼中钉，在张云逸进驻百色时紧随其后驻军右江各地，勾结当地反动势力企图消灭第四警备大队。

熊镐带领的部队原是广西、云南地区的一批土匪，在改编后仍然处处欺压百姓，仍然不改从前的丑恶嘴脸，坏勾当干得样样俱全。消灭熊镐势力，不仅是为平息民愤，更是为了让起义更加顺利，稳扎稳打。

1929年10月22日，我军截获了来自桂系军阀黄绍芳的进攻令，信中黄绍芳妄图派遣熊镐对第四警备大队“先发制人”。得到消息后，我军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在会上，邓小平虽然是第一次指挥战役，却表现得十分冷静。面对大家的众说纷纭，他简洁地进行了辩证的概括：我军具有一定的实力，是有机会一举消灭熊镐的，但鉴于熊镐的部队原系土匪、流氓，都是一群亡命之徒，不可硬拼，最好是智取。既然熊镐已奉命“先发制人”，那就不如将计就计，请君入瓮。

果然，熊镐在得令后大摇大摆地带着自己手下的人，约出张云逸，假意商讨兄弟部队之间的共同事宜，实际上是来搞侦查。“擒贼先擒王”，邓小平当即决定借此机会拿下熊镐。刚一见面，刚刚还得意洋洋的熊镐瞬间被早已埋伏好的战士们迎头拿下，只能束手就擒。

10月28日，在邓小平的指挥下，四队以牙还牙发起突袭，一举围歼了第三大队，为起义扫清了障碍的同时亦是为民除害。

在首次指挥战役时，邓小平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指挥能力，灵活而不拘泥，令原本洋洋自得的敌人无法预测，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的同时将损失减少到最小，以智取代替硬拼。在往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邓小平更是将这种出敌不意的灵活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多次重创敌军，尤其是迷信教条的日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伯承曾评价邓小平说：“他打仗不讲规矩。”这里的规矩并不是指纪律性问题，而是按照通常兵法来讲，一个指挥官会怎么打、怎么安排。然而，过于讲究规矩并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过于迷信教条反而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根据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来对症下药才是最重要的，而邓小平正是深谙此理。

那么，究竟何以“不讲规矩”呢？实际上，邓小平虽然没有上过军事学校，却并不意味着他不通晓军事理论。

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虽然实事求是确实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信条之一，无论作战指挥还是政治领导皆是如此，但邓小平并不是真的“读书不多”，相反可以称得上是博览群书。

邓小平爱读武侠小说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金庸迷”。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看了记不住”的轻松小说，只能作为消遣，而非是邓小平真正的养分来源。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回忆，在长征途中，邓小平带着一个铁皮箱子，里面除了文件之外装满了书籍。抗战时期邓小平的秘书刘复之也记得有这样一只装满马列主义和小说书籍的箱子，并称“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是《战争与和平》。”

在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小平仍不忘将书本放在身边。一是不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二是保持不断读书的习惯，“为有源头活水来”。可见，读书乃是邓小平的终身爱好。据女儿邓林回忆，直到退休后，老人依然将读书看报作为了解当今时事、掌握国际走向的重要方法，坚持每天读书。

因此，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邓小平依然能像老部下张震所说的“指挥千军万马”，离不开读书的滋养。除了钟爱中国古典史书，通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志》等历史古籍，在苏联留学期间，他也在苏联名将的指导下学习过相关的军事课程，研读军事类著作。而这些凝聚了古今中外军事、政治智慧的书籍，无疑成为了他往后作战指挥中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依据，使他能洞悉战场局势，对战略计策信手拈来。

然而，之所以说邓小平是“打仗不讲规矩”的天才军事家，更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他博古通今，却从未引以为傲，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或是在指挥、发言过程中“掉书袋”，说些高深莫测的话。

相反，邓小平留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说话一针见血，四两拨千斤，往往能将最重要的内容以最简洁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使他指挥军队有重点、有目标，清晰明了，使战士们一听就懂。

邓小平通理论、重实践、果断清晰的特点使他与刘伯承配合异常紧密默契，是十余年的“黄金拍档”。在战争中，成功从不只是一个人的，而是所有将士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称邓小平为“天才军事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突出的能力，更是因为他与刘伯承完美配合，成就了“刘邓”大军的威名。

自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就调任129师政委，开始了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合作以来，刘、邓二人一直被称为军中的“慈父”和“严师”。刘伯承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诚挚忠厚，慈祥可亲，而邓小平在领导军中事务时则果断干脆，严格批判。二人的互补互就，使得军中风气正直刚勇的同时亦像个温暖的大家庭，管理井井有条。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合作之所以令人感到密不可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思想和意志，同时又对对方有着欣赏、尊重和足够的信任。

129师的同志们大多都对这句话有深刻的印象：“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而邓小平也总是说：“照刘师长讲的办。”目前保存的刘邓联署电报中，一份电报里根本无法分清出自谁手，因为往往共同融进了两人所关心、所侧重的问题，因而总是十分完美。但真的要细细追究哪个思想成果，是哪个人的功劳，却分不出个所以然，因为刘邓的每一次指挥胜利、每一次思想成果都是两个人智慧的凝聚和结晶。

战场上的亲密合作不仅使刘邓大军一次次突出重围，取得成功，更是在互相人格魅力的影响下，让刘邓二人积累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50年，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奉命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而邓小平则留在西南搞建设，13年的老战友迎来了分别的时刻。在临别之际，刘伯承递给邓小平一张照片，照片上22岁的刘伯承英姿飒爽，正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时。1916年刘伯承在参加讨袁战争中不幸脑顶受伤，右眼从此落下终身残废，而这是他最后一张双眼皆在的珍贵照片，曾在战乱中丢失而又重新找到。失而复得，刘伯承对这张照片可谓是爱惜至极。然而，刘伯承却将它赠与邓小平，并写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可见两人情谊之深。

如今，我们想起邓小平，总是觉得他是一个各个方面都十分杰出的伟人，无论是在战争指挥上，还是在后来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设和外交上，他都担当了十分重要的领导角色，作出了无数杰出贡献。

然而，邓小平却这样评价自己：“我不过是一个老兵罢了。”或许对于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人生、参与了无数场战役、见证了无数转折与改变的老人来说，这一生最难忘的不仅是戎马生涯，更是为祖国奋斗的无数个日夜，无论是在解放后还是解放前。而作为奋斗的老兵的同时，他也一直是一个优秀的指挥者，一名优秀的马列主义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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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墨斗鱼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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