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派系何其多？山头林立派中有派，仅中央军内部就分为三大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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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17日，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的我第三和第八纵队50000余人，突然兵临河南重镇开封城下，粟裕将军发起的豫东战役第一阶段正式打响！开封当时还是河南省府所在地，驻有蒋系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共有30000余人，我军在兵力上并不占多大优势，并且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华野上下都认为这必是一场艰苦的攻坚作战，做好了鏊战一周始破城的思想准备。

而且粟裕的战役目的本来就有“围点打援”之意，即调动邱清泉整编第五军来援加以消灭，然而攻城战斗却出人意料的顺利，仅两天时间华野将士就即已全面攻破了外城。原来，开封守敌正规军为“土木系”的整编第66师李仲辛所部，该部系鲁西南战役中被刘邓大军歼灭后所重建，理论上开封城防由“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总负责、由黄埔六期（陆大十一期）的嫡系李仲辛中将具体指挥。

然而李仲辛自恃黄埔嫡系且后台坚挺，根本不听刘茂恩的招呼，在进行城防部署时，故意将整66师师部、炮兵团和一个整编旅置于内城和龙亭制高点，强令刘茂恩指挥的河南省地方武装守备外城和城郊工事，并且堵塞城门不许保安部队后撤。兵力占守敌大部分的两个保安旅、若干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战斗力本就不强，遭到华野攻击后迅即溃散，企图退入内城负隅顽抗。

结果面对“友军”的企图通过，整66师部队根本不允，于是双方在南关、宋关等多处爆发冲突，使各城门附近的形势极为混乱，陈士榘等华野首长趁势督师猛攻，至6月20日彻底突破外城兵临龙亭。战至6月22日仅用四天多时间，开封战役即告胜利结束，华野全歼守敌38235人，刘茂恩化妆潜逃，李仲辛在混战中被流弹击中而毙命。

开封战役中国军的迅速溃败，深刻地诠释了其内部的派系复杂和互相倾轧，而这一顽疾，贯穿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国军必败的重大因素之一。

一、抗战期间老蒋对杂牌军的削弱不遗余力。

蒋系军事集团的嫡系，通常称为“校军”，也就是以黄埔军校的教官（含附蒋的粤军将领和留日军官）、黄埔毕业生组成军官团的部队，经过两次北伐和不断的招降纳叛，截至老蒋第一次下野复出后的1928年，“校军”的总数也只有20万人左右。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时，蒋系第一集团军的兵力扩充到70万人左右，而其中真正的“校军”亦不过40万人，但是期间陈诚、汤恩伯、胡宗南、张治中等派系的雏型已经显露出来，代表部队为第11师、第4师、第1师和教导师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时的1937年7月，“国民革命军”的野战陆军编有182个步骑兵师，其中有33个为“校军”师（称为中央军嫡系），另有依附于蒋的中央军旁系部队64个师，合计蒋系军队为97个师，占比只有53%强。所谓的中央军旁系，是指在抗战爆发前被“中央化”的一些原地方军阀部队，比如数量较大的湘军、粤军部队，以及黔军、闽军、浙军、鄂军、直鲁联军等五花八门的部队，其显著特点是失去了军事领袖，并且已不得不服从南京的调遣和人事安排。


（胡宗南剧照）



为了谋求军令的统一，自抗战中期开始，老蒋通过裁撤、合并、新建等方式，利用中央政府掌握粮饷分配和编制番号的权力，着手提高嫡系部队的份额和削弱杂牌军的实力，最险恶的一招是将杂牌军通通顶到抗日战场的第一线，企图通过对日战争的消耗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华北地区原西北军将领庞炳勋、孙良诚、石友三、孙殿英等人的投敌，固然主因是民族气节不够，“战亦是死擅离防区还是死”的窘境，也是这些杂牌军选择附逆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老蒋大力扩充其中央军嫡系和半嫡系部队，在抗战初期的集团军总司令中，绝大多数都是保定军校生、留日军校生和杂牌军头，比如第1集团军的宋哲元、第3集团军的韩复榘、第6集团军的王靖国、第7集团军的傅作义、第10集团军的刘建绪等等。而到了抗战中后期，已经有相当一批黄埔毕业生被提拔到这个位置，比如第5集团军杜聿明、第11集团军宋希濂、第15集团军关麟征、第20集团军霍揆彰、第24集团军王耀武、第31集团军王仲廉、第34集团军李延年等等，标志着中央军嫡系部队份额大增。

这样的做法，也逼迫其他地方军阀诸如桂军、晋绥军、川军等把军队视为命根子，千方百计地防止蒋系的削弱甚至吞并，一定程度上在战争中故意保存实力，非常不利于抗日大局。

二、中央军的势力膨胀遂使内部也生成若干派系。

随着中央军嫡系部队和旁系部队（亦可称为半嫡系）的数目急剧增大，各级将领的职务纷纷水涨船高，以及老蒋根据亲疏程度刻意地进行扶植或打压，到抗战中期中央军的派系分类已经比较分明，出现了三大派系和几小派系。其中以陈诚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出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标志，黄埔系中央军“陈胡汤”三大军事集团渐呈鼎足之势，也成为老蒋赖以维持其独裁统治的主要军事资本。

1、陈诚的“土木系”势力最为庞大：该系统大体以第18军、第54军和第79军为基干（土木系三大基本部队）不断拓展实力，并且延揽了薛岳、孙连仲等原杂牌将领，直接和间接控制了50万以上的兵力。土木系军事集团不仅兵力雄厚，还因为陈诚长期把持重庆军事委员会的要职（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并且成为老蒋身边的“第一红人”，以及其四大金刚罗卓英、林蔚、周至柔和郭忏也都位高权重，所以在中央军内部的人事权和话语权也最大。

2、胡宗南的“黄埔生系”最为纯粹：由于胡宗南仅仅是黄埔一期生，考虑到自身的资历和更好取信于老蒋，这个“西北王”更多的是重用和提拔黄埔毕业生，所以坊间称为“黄埔生系”（注意不是黄埔系），高峰时拥兵四个集团军40余万人马。其主要将领有董钊、刘戡、罗列、范汉杰、李延年等黄埔前三期毕业生，主要是以北伐时期的“校军”第一军发展起来的，所以血统和军官团最为纯粹。

3、汤恩伯的“士官系”最不受待见：汤恩伯军事集团是以第13军、第20军团和第31集团军发展而来的，抗战爆发后逐渐获取老蒋的高度信任，后来特批设立“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于河南叶县，与战区长官蒋鼎文分庭抗礼，骨干将领是黄埔生王仲廉、石觉等人，期间大肆扩军，一度拥兵四个集团军40万人。

但是老蒋并不十分支持汤恩伯的军力过大，所以到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汤系的实力一度遭到打压，再加上豫湘桂战役中所属部队的惨败，汤恩伯的基本部队在三大军事集团中变得最少。


（胡琏是土木系的）



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过程中，除了“陈胡汤”三大军事集团外，黄埔系中央军还存在三个小派系：

1、第七十四军系统：该系统是以老蒋的亲信俞济时为老大，内部称为“良公”，以王耀武为代表人物，是以抗战爆发后组建的第74军为基干发展起来的，逐渐扩充为后面的第24集团军和第四方面军，比如第73军和第100军等部队，骨干将领有王耀武、李天霞、余程万、邱维达、张灵甫、蔡仁杰等黄埔生。

2、第五军系统：该系统的元老是号称国军“装甲兵之父”的徐庭瑶，以杜聿明为代表人物，是以抗战爆发后组建的第5军为基干发展起来的，逐渐扩充为后面的第5集团军、昆明警备总司令部所属部队，期间还延展到远征军系统，骨干将领有杜聿明、郑洞国、邱清泉、廖耀湘等黄埔生。

3、第五十二军系统：该系统的元老是张治中，以关麟征为代表人物，是以教导第2师、第25师为基干发展起来的，逐渐扩充为后面的第52军、第9集团军、第15集团军等所属部队，骨干将领有关麟征、张耀明、刘玉章等黄埔生，由于“和平将军”张治中逃避参与内战，这个系统在解放战争中被分拆使用了。

与此同时，抗战中后期还因若干特殊因素，出现了“远征军”系统和“青年军系统”，前者与土木系、第五军系统、第五十二军系统多有交叉，陈诚、卫立煌和杜聿明都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而后者逐渐被小蒋所控制，成为中央军最顽固和最反动的一个系统，比如辽沈战役在沈阳最后进行负隅顽抗的青年军第207师、平津战役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拒不接受改编的青年军第205师等等。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基本失去了领兵之权，专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的职务（抗战期间兼参谋总长，后为陆军总司令），与老蒋刻意扶植的陈诚成为主要竞争对手。而面对“土木系”在中央军内部的咄咄逼人，前述各大小派系只能抱团取暖，纷纷巴结何应钦以为后台，更有顾祝同、刘峙、钱大钧、蒋鼎文等“四小金刚”的加持，形成以何应钦为首的松散政治联盟。

因此某种意义上，黄埔系中央军也可以粗分为陈诚、何应钦两大派别，因为非此即彼。

三、国军第四次大整编形成了内战期间基本派系格局。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革命军曾经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编，尽管每次进行得并不彻底，但都强化了中央军的地位同时削弱了杂牌军势力，也是历次新军阀混战的导火索。通过抗战期间的系列运作和排斥异已，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分，老蒋又用“裁军”和“整编”两大手段，进一步接近自己的目标。

第一步是将抗战胜利后的600多万军队总额，裁减到400余万人，而被裁撤的当然多为杂牌军，比如桂系军队就从24万人被压缩到7万余人。第二步就是1946年度的“整编”（历史上的第四次），并且是以善长吞并杂牌的“参谋总长”陈诚主持开展这一工作，其目的昭然若揭。

第四次大整编的主要方式，就是把原来的军级作战单位整理、合并或者加强为“整编师”，在整编过程中一些杂牌军被强令取消了番号或者并入其他部队，兵员超额的杂牌军也被削弱，而中央军部队却反而得到了一定加强。只不过由于山西、华北和东北地区在1946年之前已经点燃战火，所以陈诚的第一期整编仅完成了58个整编师的调整，主体是华东区、中原区和西北区的国军部队。

所以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的1946年6月，国军同时存在整编师和“军”两类基本相同的编制，番号看起来简直乱七八糟，但是派系属性却基本固定了下来。在当时保留的87个整编师（或军）番号中，老蒋的中央军嫡系和半嫡系部队彻底做到了“一家独大”：共有44个占比达到了50.5%，如果加上基本被“中央化”的粤军和东北军之4.5%（8个整编师或军），这个数字超过了55%。其中属于胡宗南“黄埔生系”的有12个占比14%，属于陈诚“土木系”的有5个占比6%，而汤恩伯系统明显弱化了。

在另外的35个整编师或军级单位中，川军拥有9个占比10%，但是内部又分为了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王陵基、杨森等五个派系，所以根本形不成合力。西北军余脉拥有6个占比7%，内部也分为冯治安、刘汝明、孙连仲和李振清等四派，仍然不能齐心协力。另有阎锡山的晋军拥有5个占比7%、马家军4个占比3.5%（内部也分为三派）、白崇禧桂军3个占3%、卢汉滇军3个占比3%、傅作义绥远系军队3个占比3%。

以及原来河南地方武装“镇嵩军”的1个和陕军的1个，这两个小派系干脆可以忽略了。

在这样的派系实力分布下，其他任何一个派系都丧失了单独挑战中央军的能力，老蒋得以用中央军嫡系和半嫡系部队，基本控制了几大战略区。而为了监控和督促中央军半嫡系部队和杂牌军的作战，南京“国防部”在各个战略区基本都是三类部队的“混搭制”，以中央军嫡系为作战骨干，同时遂行监视半嫡系和杂牌的任务。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中央军嫡系部队被我军歼灭得最多从而损失最大，在1948年进行的三大战役期间，人民解放军主要消灭的就是蒋系中央军。


（傅作义脱离自晋绥军）



四、派系林立造成的倾轧使国军作战效能极为低下。

到三大战役期间，在东北战区，卫立煌麾下的中央军嫡系部队，配属着原东北军余脉、滇军遂行作战；在华北战区，傅作义指挥的则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和绥远系部队的混合编制，同时还无权节制“老东家”阎锡山的晋军；在华东战区，刘峙指挥的则是中央军嫡系、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的大杂烩；在西北战区，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也跟马家军矛盾重重。再加上老蒋对嫡系、半嫡系、杂牌的粮饷装备拨发厚薄有别，使各战区国军内部充斥着矛盾和派系倾轧，从而极大影响了作战效率和效能。

比如之前1947年的鲁西南战役，刘邓大军包围了羊山集的宋瑞珂整编第66师（中央军嫡系、土木系部队），而负责救援的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畏惧不前，强令杂牌刘汝明的整编第55师和整编第68师驰援，出身西北军的刘汝明那是有名的滑头，怎肯卖力冒进？于是名义上服从命令实则磨磨蹭蹭，坐看整66师灰飞烟灭（后以该师老人、整75师副师长李仲辛为师长进行重建，也就是开篇守开封的部队）。战后老蒋气得差点毙了王敬久，却无法严厉惩处刘汝明，因为那样会造成整个西北军余脉脱离掌控。

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中央军嫡系部队张灵甫整编第74师被围，近在咫尺的李天霞整编第83师因为“有前怨”大看热闹，而中央军半嫡系的黄百韬整编第25师、桂系的第7军其实并不愿意过度消耗自身兵力，救援行动也不太积极，遂使张灵甫全师覆灭。而每每南京方面对作战不利荒唐的处理结果，让中央军半嫡系部队和杂牌军更加灰心和寒心。

于是在多次战役中出现了“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奇葩场面，军事爱好者们也戏称其状为“友军有难，八方点赞”，国军虽然都顶着一样的帽徽，但是这样一支貌合神离的大杂烩武装，实在很难指望有什么真正的战术协同和战场配合。

在辽沈战役之前，杜聿明曾经一度取得了东北战场的军事优势，但是因为其他战场不断失利和援兵未到，迫使东北国军停止了大规模攻势，也给了101重整旗鼓实施反攻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蒋非但没有体谅杜聿明的难处，反而轻率地用陈诚进行“换马”。而陈诚带着罗卓英等人赴任后，大肆撤换和处分非“土木系”将领，同时拼命扩充“土木系”的军队实力，酿成东北国军高层的严重人事混乱，原来的郑洞国等人不服，新提拔的将领又缺乏威信，遂使战局急转直下以致不可收拾，最后陈诚撩挑子一走了之，卫立煌接手的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淮海战役期间，西北军冯治安所部的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将军率第三绥区23000人战场起义，直接导致了黄百韬兵团撤退不及；而战役期间白崇禧公然抗命，禁止宋希濂兵团东援徐蚌战场，这些都是国军在大兵团会战中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因为派系林立，其内部就是一盘散沙。

五、中央军嫡系部队在三大战役后逐渐势微。

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出于独霸山西的目的，在军事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只允许中央军进驻晋南地区，而自身兵力和战力又严重不足，终于丢了太原沦为光杆司令南逃。其他各战区的杂牌军，对中央军嫡系部队的态度都是you can you up，战场上兹要事不关已一定高高挂起，于是在三大战役中，老蒋的嫡系和半嫡系部队纷纷就歼，对杂牌军的控制力度一步步减弱，而军事形势的恶化也直接导致了老蒋政治上的垮台。

东北战场，郑洞国兵团和廖耀湘兵团被101彻底歼灭，华东战场，“土木系”的黄维兵团、第五军系统的邱清泉兵团、以及半嫡系的黄百韬兵团、孙元良兵团被华野和中野完全消灭，华北战场，“黄埔生系”的李文兵团和石觉兵团被迫放下武器，除了西北战场的胡宗南还保持着一定实力外，老蒋赖以支撑政治独裁的军事力量损失殆尽，而各地方实力派和杂牌军因此逐渐摆脱了控制，在桂系等派系的“逼宫”之下，1949年1月，老蒋不得不宣布下野。

实际上由于第四次大整编第一期的不够彻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度出现了整编师和军两类相同的战役单位，也出现了野战兵团、整编军和绥靖区三类级别近似的重兵集团，给战役指挥和战术指挥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然而老蒋为了达到自己的险恶目的，不顾下面的反对仍然在1947年底宣布进行第二期整编，所以第5军、第7军等我们熟悉的部队，都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的番号改称，它进一步加剧了国军内部作战序列和指挥系统的混乱。

期间老蒋削弱和兼并杂牌军的手段和花样不断翻新，从高官厚禄到重金收买、从武力威胁到强行缴械无奇不有，在整编过程中，老蒋以明升暗降的手法将杂牌军的军事主官架空，然后安插嫡系军官前往担任要职，或者把杂牌军的一些部队抽调出来，编入嫡系部队之中，再或者将一些嫡系部队强行编入杂牌军当中。

利用这些俗称“打进去”、“拉出来”和“掺沙子”等办法，使嫡系和半嫡系部队的总数量不降反升。

截止到老蒋下野的1949年1月，在国军野战部队尚存的108个军级单位中，中央军嫡系和半嫡系部队已经有71个占比66%、西北军有9个占比8%、川军有8个占比7%、晋军5个占比4%、绥远系部队有4个占比4%、桂军4个占比3%、马家军4个占比3%。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央军部队的比例似乎增加了，然而精华部分早已经覆灭，比如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指挥的45万人马中，大部分是以二线兵团重建、新建或者补充而来，平均战斗力出现严重下滑，而地方实力派则趁机扩编武力。

比如桂系的白崇禧在摆脱限制和控制后，在湖南和广西地区一口气新建了八个军的番号，取老蒋而代之的野心迅速膨胀。

六、无法根除派系痼疾是国军败亡的重要原因。

国军各大派系之间矛盾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央军内部派系的不断复杂化，使国军虽然兵力数字庞大却是矛盾重重，黄埔嫡系瞧不起半嫡系和杂牌军，作战时总喜欢驱使杂牌充当炮灰，而杂牌为求自保只能出工不出力，战役协同遂形同虚设。即便是同一系统中，也会因争权夺利产生种种矛盾，从根本上造成了嫡系与杂牌之间、嫡系部队大小派系之间互不信任，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渡江战役之前，国军内部仍然存有中央军、桂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滇军、晋军、绥远系、马家军、以及逐渐自立的余汉谋粤军等十个“山头”。在我三大野战军横渡长江之后，除少数嫡系部队略有抵抗外，失去监控的杂牌军完全各自为战不听指挥，比如刘汝明的第55军和第68军，从长江南岸一路狂逃至福建地区，行军速度倒是堪称一流。老蒋对此怒不可遏，终于在刘汝明所部逃台登岸之前，将其全部解除武装。

而西南地区实力派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以及滇军的卢汉等将领，早已对老蒋的命令阳奉阴违，为了控制这些杂牌军头，老蒋只好命令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嫡系部队入川，结果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加剧，在解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反而促使这些地方实力派纷纷起义，局面立马不可收拾。而在杂牌军的影响和我军的军事压力之下，裴昌会、罗广文、陈克非等嫡系兵团也选择了起义或者投诚，60万解放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了90万国军正规部队，可谓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由此，蒋系中央军最后一个嫡系集团“黄埔生系”也宣告覆灭，当胡宗南在西康作了最后一次象征性的抵抗之后，老蒋在大陆22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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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北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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