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邓颖超秘书写密语，转达总理态度，远在香港的国军上将秒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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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30日的中午，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的炮声在市中心清晰可闻，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纷纷突破城郊防线。蒋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匆匆吃了点午饭，随后将指挥权正式移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带领参谋长赵家镶、辽宁省省长王铁汉（原第49军军长）、从辽西战场逃回来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等人，乘车逃往浑河机场，在那里，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来的最后一架飞机。


（卫立煌）


本来空中撤离应该在沈阳最大的机场北陵机场进行，但是由于遭到解放军炮火直接轰击，加之逃难人群非常庞大现场过于混乱，飞机在那里根本无法正常起降，东塔机场也被解放军炮火封锁，于是这最后一架飞机秘密转往浑河边这座较小的民用机场降落。即便如此，拥挤在东塔机场准备逃跑的军政大员仍然为数不少，一架飞机根本满足不了需要，登时秩序大乱。作为职务最高者的卫立煌，在两个身强力壮的卫士保护下第一个登机，而当赵家镶也爬上舷梯时，后面已经大乱。

卫立煌的副官守在舱门口，把不符合资格企图登机的人，一个一个从舷梯上踢下去，连嫩江省省长彭济群都被稀里糊涂踢下去差点摔死，有的人发现登机无望，干脆爬到机翼上赖着不走，可谓乱作一团。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卫立煌仍然不忘派出两名强壮卫士，在人群中寻到“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少将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这个时候一名少将衔军官根本什么都不是，卫立煌因何如此重视呢？后文自有介绍。

然而就算汪德昭被捞上飞机以后，由于运输机的前后上下都是大活人，舱门根本无法关闭，也不可能正常起飞，时间再拖下去，如果解放军冲到东塔机场，这帮军政大员都得成为俘虏，卫立煌及其心腹部属们都快急疯了。

一、卫立煌得以逃出沈阳仍然是来自老蒋的命令。

危急时刻，要说还是中将参谋长“足智多谋”，赵家镶眼见飞机无法起飞，遂大声对下面宣称还有四架飞机即将降落，让大家稍安勿躁，并且还假模假式分配了乘机名额，哪个人乘第一架、哪个人乘第二架云云，趁着下面的人集体懵圈和信以为真之际，卫士们撵下“鸡翅膀”上面的高官，飞机轰鸣着冲上天空。1948年10月30日下午4时许，这架救命飞机总算在葫芦岛的锦西机场降落，面对前来迎接的杜聿明和侯镜如，卫立煌苦笑着叹息：“差一点见不了面”。

有两件事情必须要说清楚，其一是在此之前，卫立煌虽然在辽沈战役中表现消极，但绝不是什么“卧底”，在笔者的相关文章中对此多有论述，他更在乎自己的“军事声望”和反对老蒋关于会战的军事部署，否则也无需如此仓惶出逃了；其二是老蒋对卫立煌的态度也非常矛盾，他愤怒于卫总司令不听指挥终致东北战场彻底失败，但作为他曾经的“五虎上将”之一和多年的老友，在沈阳即将完全失守的情况下，扔在那里不管也说不过去。

杜聿明后来对此有过专门的回忆，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就在11月30日的上午，他接到飞行员带来的一封蒋氏亲笔信，大致内容是：“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去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后，再回葫芦岛”，杜聿明接信立即登机飞往沈阳方向。然而当飞机刚刚到达沈阳上空时，接到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的紧急呼叫：“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你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飞机盘旋了一会后，王叔铭再通知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回葫芦岛。

杜聿明回程时心乱如麻，既然飞机都不敢降落，说明沈阳失守只是时间问题了，他立即想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卫立煌的安全，因为卫立煌从地面逃出东北的机率几乎是零，如果听任东北蒋军的总司令被林彪俘虏，无论如何，国民党军队的颜面必然扫地；第二，如果沈阳很快失守，林彪下一步的行动必然是挥师南下，向葫芦岛方向寻歼“东进兵团”，所以必须马上安排葫芦岛部队的撤离，而这些都必须经过老蒋的首肯，于是杜聿明给飞行员下达命令：直飞北平。

中午之前飞机降落在北平西苑机场，杜聿明刚刚钻出机舱，就看见老蒋披着一件黑斗篷，正准备登上另外一架飞机，面对突然出现的杜聿明，老蒋一时也有些惊讶，遂在杜的请求下共同来到机场的空军作战室。蒋问：“沈阳情况如何”？杜答：“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星部队南逃，共军似乎窜到机场以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沉默不语”，杜聿明随即说出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说完，老蒋就打断了他：“沈阳别的机场情况如何”？

杜聿明刚刚回答说自己不清楚，王叔铭走进来汇报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老蒋没有正面答复王叔铭的问题，而是转身问杜聿明还有什么事，杜聿明请求立即撤出葫芦岛的部队，老蒋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然后走出作战室走向停机坪上的专机。杜聿明知道再不拿到命令，卫立煌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推了一把黄埔一期的同学王叔铭，后者心领神会追上一步小声请示：“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

老蒋从鼻孔里哼哼出一句：“叫他到葫芦岛指挥”，杜聿明和王叔铭闻听都长出了一口气，这个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老蒋的明确命令，卫立煌就算飞离沈阳，也是“临阵脱逃”的罪名。历史事实也证明，电视剧《大决战》当中对这一段的描绘是有误的，卫立煌自己哪有什么飞机？


（卫立煌、赵家镶和周福成）



二、卫立煌逃离东北后从“虎将”瞬间变成了弃卒。

葫芦岛那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的司令部所在地，卫立煌来了也是个多余的人，遂于几天后飞往北平闲居等候新的命令，老蒋曾经电令傅作义就地扣押卫立煌，傅总司令顿有兔死狐悲之感，亦深知东北战局其实完全操纵在老蒋手里，拿卫立煌当替罪羊实在有失公允，乃回电解释外加说情，卫立煌总算免了牢狱之灾。呆到11月26日，终于接到了南京的命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这其实是个官样文章，毕竟东北丢失总得有个交代，不过淮海和平津大战正酣，老蒋也没空真正派员“查办”卫立煌，属于在北平就地“监视居住”。到1948年12月中旬，平津地区的军事形势也急剧恶化，卫立煌于是包租陈纳德民航公司的一架飞机，从北平飞往广州，打算转赴香港避居，结果在广州机场被保密局特务阻拦，被迫飞回南京继续被“监视居住”。

堂堂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时期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东北剿总总司令，就这样被几个特务欺负得半点脾气没有。

实际从这一层，也就可以知道卫立煌当时的政治态度，如果真是什么“卧底”，留在北平参加和平起义不就完了？就这样卫立煌在南京度过了一个多月担惊受怕的日子，而老蒋忙着应付战局和对付桂系的“逼宫”，也腾不出手来整治他，只是命令保密局严加监控。时间到了1949年1月21日，在三大战役中输光了老本的老蒋宣告第三次下野，“代总统”李宗仁粉墨登场，卫立煌命运的转机来了。

为了摆出和谈的姿态，李宗仁强力打压特务统治，保密局南京本部被裁得只剩几十人的编制，毛人凤只能带着大批人马跑到了上海，成为了没有编制的“黑工”。其直接后果是，保密局在南京方面的人手严重不足，对于需要监视的对象已经力不从心了，卫立煌抓住机会，利用春节期间特务们防范松懈的机会，从南京潜往上海，大年初三携夫人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轮船，顺利摆脱了老蒋的控制，这一去就是整整六年。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三、卫立煌与老蒋的复杂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客观来说，卫立煌和蒋氏的密月期是从20年代的粤军时代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老蒋把卫立煌视为粤军中的“外来户兄弟”，而孙中山卫士出身的卫立煌，也把老蒋看作“先总理”的衣钵传人，从北伐战争到中原大战，卫立煌一直是黄埔系军队的骨干将领，说“杂牌”都委屈他了。尤其是第一任卫夫人朱韵珩与宋美龄关系融洽，间接加深了蒋卫两人之间的信任感，出现矛盾时也能起到缓和的作用，但是朱韵珩1939年意外离世后，这层关系不复存在。

而冷战期则出现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由于卫立煌与华北八路军过从甚密，引起了老蒋的疑虑，再加上戴笠的添油加醋和“夫人路线”已经走不通，双方渐行渐远。1941年老蒋还不顾中条山战局之凶险，把卫立煌召到重庆述职，之后软禁在峨嵋山“反思”，若非陈诚1943年请辞远征军司令长官，并且极力保举卫立煌接手，恐怕抗战后期卫立煌就会彻底失去兵权。

日本投降以后，远征军主力部队都被老蒋调往内战战场，期间也没有安排卫立煌担任哪个战区主官，只给了个“陆军副总司令”的虚位。


（也曾经怒马鲜衣）


不过卫立煌倒也不太在意，一方面是思想转变后不大愿意掺合内战，另一方面是将军新婚燕尔，心思都在美人身上，期间有了第二任卫夫人韩权华。两个人1946年6月结婚，婚后不久的11月卫立煌“出洋考察”欧洲十国，名义上是考察军事，实则游山玩水逍遥快活，正是在旅欧期间，卫立煌结识了韩权华的外甥女婿汪德昭，也就是前文所述必须救上飞机的少将副秘书长。汪德昭是留学法国的左派学生领袖，陪同卫立煌在瑞士游玩时相谈甚欢，尤其是在雷梦湖上的一次秘密长谈，让卫立煌萌生了“留后路”的念头。

1947年底卫立煌奉召回国，因为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实在干不下去了，跑路之前再次举荐卫立煌接任，而东北蒋军是以“远征军系统”为主力，考虑到指挥上的人事关系，老蒋也只能同意，于是再三敦请之下，卫立煌于1948年1月就任新组建的“东北剿总”总司令。而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密电汪德昭回国相助，汪国昭几经思量后，1948年4月间放弃在法国待遇优厚的工作，毅然携夫人李惠年归国，旋即只身飞赴东北，就任卫立煌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卫立煌在抗战中后期的表现以及解放战争初期的旅欧，都使老蒋对其政治立场充满了不信任感，任命其主持东北军政属于“既用且疑”，不仅提拔黄埔一期生郑洞国、范汉杰为副总司令各守一方，削弱卫立煌的军权，同时也一直派特务暗中监视。卫立煌在东北任职九个半月，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南京密报，有时老蒋还嫌特务汇报不够及时，会抽冷子直接打电话给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镶：“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事情”？根据卫立煌秘书赵荣生的回忆，赵家镶只能又好气又好笑地回复：卫总司令端坐总部，一言不发！

东北大败，自然成为卫蒋之间关系的分水岭，这就是“闹离婚”的分手期，对老蒋而言，卫立煌失去了利用价值并且是恼羞成怒，对卫立煌而言，老蒋的冷漠和拿他来作替罪羊也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两个人还没有公开撕破脸皮，寓居政治中间地带的香港，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也是败亡大陆以后，许多不受待见的蒋军将领之栖身之地。没有证据表明，卫立煌在东北期间确实与中共方面联系或者尝试起义，而最后时刻逃出东北也说明，卫立煌更还没有下决心背叛所谓的“党国”。

但是把汪德昭特地带在身边，也足以证明卫立煌已经在预留后路，跟老蒋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


（大决战电影里面的剧照）


四、卫立煌夫人乃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千金。

卫立煌幕僚班子里面有个高参邵光明，其夫人王亚全跟韩权华是女中的同学，王亚全在卫立煌丧偶之后不久，就给两个人牵线搭桥，不过韩权华北平女师大毕业以后，已经公派前往美国留学，两个人基本都是鸿雁传书。到1941年时卫立煌写信求婚：“希望你回来帮助我”，韩权华仰慕卫立煌是抗日英雄，也就同意了。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韩女士一时难以回国，只好写信告诉卫司令别再等她了，卫立煌坚持不娶，等，死等。

一直到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5月间，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很有了些盟军好友，于是托人帮忙，安排韩权华搭乘美国军机从檀香山回到了祖国，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戏码就此上演。1945年6月，卫立煌将军和韩权华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婚礼，排面也是相当可以的，主婚人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证婚人为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王”龙云上将。

这一年卫立煌48岁，韩权华42岁，从年龄上看其实也算般配。


（卫立煌与何应钦）


韩权华的家世是比较显赫的，出身于号称民国“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韩家，韩家祖籍安徽，早年依靠海运发迹，是平津一带的望族，而韩权华父亲韩诵裳毕业于南开，后任北平盐业银行经理（解放后是全国政协委员）。韩诵裳育有一儿七女，因家境殷实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韩权华是最小的一个女儿，19岁入读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由于身材高挑非常漂亮一入学就被捧为“校花”，追求者挤破了门框。后来为了避免这些骚扰才转学女师大改修音乐，毕业后直接赴美深造。

韩权华的姐姐们基本都嫁给了书香门第出身的“海归”，比如五姐韩咏华的夫君，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二姐梅升华嫁给了英国留学归来的傅铜（西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校长），三姐韩恂华的丈夫旷寿堏，也是美国留学归来的高级专家，开滦煤矿总工程师，可谓是民国年间的“高学历家族”。只有小女婿卫立煌，是唯一一个当官的和军人，所以韩家虽然在民国政坛上不太有名，亲朋却多为高知学者或者留洋人士，在民间的人脉相当广泛。

而正是韩家四通八达的社会关系，给卫立煌提供了接触各方政治势力的机会，也促成了他最终回归祖国。


（卫立煌夫妇）


五、卫立煌回国的主要顾虑也来自夫人韩权华。

1949年春天，汪德昭夫妇也辗转到达香港，结识了乔冠华等中共代表，自然也介绍给卫立煌正式牵上了线，然后汪德昭重返巴黎工作（1956年回国，曾任中国科学院原子研究所的九室主任）。不过当时香港的情况很特殊，蒋系特务密布，甚至敢半公开活动，加之卫立煌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所以联系渠道虽有，并未真正付诸行动。后来有“卫立煌做生意赔光了钱才回国”的说法，其实有一定的可信度，总之在1955年之前，卫立煌仍然在观望。

时间进入1955年早春，这一年北京开始大力开展对海外流离之著名人士的统战工作，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号召。此间周公也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卫立煌将军确有回国之意，不过卫夫人韩权华还是有些顾虑，主要是因为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43名主要战犯名单中，卫立煌位列第28名，担心政治上会有风险。

于是此时韩家的关系和人脉，成为北京打消卫夫人顾虑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通道。

韩权华哥哥韩振华的女儿韩德庄，1948年就加入了北平地下党，当时正任邓颖超同志的代理秘书，周总理第一次看见韩德庄就称赞：“一看你就是韩家的气质”，大家别忘记，周公夫妇年轻时代就生活在天津，早年曾与韩氏兄妹有交集。而获悉卫夫人韩权华有一定顾虑后，周公夫妇特别委托韩德庄，请韩权华的姐姐、韩德庄的姑姑韩恂华来西华厅吃饭，因为他们是天津早期进步组织“觉悟社”的社友，席间周总理嘱咐韩恂华给小妹写信：“请妹妹放心归来”。

周总理犹不放心，再委托韩德庄修书一封寄往香港，这封信里有一段隐晦的表达：“在太原唔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原来在抗战之初，周总理曾经在太原跟卫立煌有一次彻夜长谈，所以总理相信，卫立煌见信一定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果然，卫立煌和韩权华得知是周总理亲自出面邀请他们回国之后，立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于1955年3月15日，秘密动身经由澳门到达广州，随即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报告归国消息，同时还公开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晚年的卫立煌夫妇）


六、爱国将领卫立煌终于叶落归根。

消息传来，毛主席欣慰地回电：“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籍图良唔，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获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1955年4月6日，在香港寓居六年多的卫立煌夫妇顺利抵达北京，当天下午五点，周总理即设家宴相迎。党和政府也给了卫立煌很高的荣誉，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1959年卫立煌病重期间，周总理、朱总司令等抗战时期的老朋友，多次前往医院探望。

到了生命最后时光，卫立煌已经神智不清，朱总司令坐在床边，久久不愿离去，这是抗战期间在山西前线结下的深厚友谊的体现，两人当时都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携手抗日杀敌。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爱国将领卫立煌去世三天后在中山公园举行了首都各界公祭大会，由周总理亲自主祭，抗日名将卫立煌，终于走完了复杂而传奇的一生，享年64岁，其夫人韩权华则于1985年才因病过世。

认真回顾卫立煌将军回国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解读其政治立场的变化和澄清一些网络上的不实之说，所以对他最恰当的评价就是爱国将领和抗日名将。同样曾是国军高级将领的张治中先生，在致悼词时曾评价卫立煌：“他是一位善始、善终的爱国军人，党和人民记住卫立煌同志为人民做的好事，给了他以极大的信任和荣誉”，在笔者看来，这是最准确的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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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北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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