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组建“剿总”是蒋政权最后的疯狂？详解蒋军指挥体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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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31日，鉴于对南昌日军的受降工作基本完成，且所辖之赣西南地区已无“敌情”，自1938年6月起成立了七年多的第九战区被明令撤销，司令部机关并入第六战区共同组建“武汉行营”，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薛岳一夜之前成为了“下岗工人”，只好避往上海闲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战区的司令长官如胡宗南、顾祝同、刘峙、余汉谋等将领，则纷纷出任新改制的各“绥靖公署”主任，其真实原因，是由于第九战区在长衡会战中的惨败和逐渐不那么听招呼，薛岳实际上已经失宠。

截止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的1945年6月，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体系和作战序列，已经调整为三大行营和十二个战区（冀察和鲁苏两个游击战区被撤销），其中赣州行营主任顾祝同，有权节制第三、第七和第九战区的作战事宜，也就是说，原来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升官了，理论上成为了薛岳的上级，那么“老虎仔”当然不爽，早就不想干了。

而在对日受降完全结束后，重庆当局面对全国民众的和平呼声，只好表面上做出姿态，一边电邀延安方面前来谈判，一边着手修改其指挥机构和军事单位的称谓。毕竟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再设立对外战争的“战区”就不合时宜了，所以从重庆谈判开始以后，老蒋下令将原各大战区逐步根据受降地和现有防区，重新划分管辖区域并更名为“某地绥靖公署”，其实无非是换个牌牌而已。

“绥靖”两字本来是有绥靖地方治安之意，军事化色彩和战争意味都不浓，也算是老蒋为国共和谈地进行应个景，同时对国际国内的舆论有所交代，于是从1945年底开始，原有的十大战区都不复存在，一堆“绥靖公署”粉墨登场。

一、绥靖公署实则是战区司令部的“换汤不换药”。

在抗战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中，老蒋也曾设立了一批绥靖公署，全称是某地“绥靖主任公署”，它的准确性质可以定义为“地方性军政指挥机构”。所以级别并不很高，通常包括一省或者数省交界地带之辖区，主要是为了应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袭扰，用以强化当地的“治安”。绥署主任拥有辖区内的军政全权，亦可指挥辖区内的所有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团，由于对红军作战为第一要务，这些绥署主任多以地方军阀头目或者军队大员充任。

截止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南京政权先后设立了十八个绥靖公署（期间有调整和裁撤），比如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豫鄂皖边区绥靖公任卫立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等等，所举实例，基本涵盖了某省、两省、数省边区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况，但是职能和权力是完全相同的。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绥靖公署要么被撤销，要么连同所属部队整体改制成为“集团军”编制投入战场，比如卫立煌的豫鄂皖绥署被改编为第14集团军、刘建绪的浙闽赣皖边区绥署改编为第10集团军、张发奎的苏浙边区绥署改编为第8集团军等等。我们知道，抗战时期的大型战区那是下辖数个集团军的，所以抗战以后的“绥靖公署”虽然名称没有变化，但是级别却要高于抗战之前，因为它是以各大战区司令长官部及所属部队改制而来的。

具体来说，胡宗南第一战区改制为西安绥靖公署，阎锡山第二战区改制为太原绥靖公署，顾祝同第三战区改制为徐州绥靖公署，刘峙第五战区改制为郑州绥靖公署，余汉谋第七战区改制为衢州绥靖公署，孙连仲第十一战区改制为保定绥靖公署，傅作义第十二战区被改制为张垣绥靖公署（张家口），其他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等战区要么被裁撤，要么并入其他单位。另外在西南后方地区还给一些杂牌军头比如龙云、刘文辉等设立了绥靖主任公署，不一一列举了。

所以各绥靖公署的主任就是以原各战区的司令长官改称的，有权节制和提调辖区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区别在于，大部分的绥署主任不再兼任“省主席”，以显示不再以“军人干政”的原则，比如我们知道薛岳在抗战期间就曾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同时兼湖南省主席。

二、解放战争初期南京当局尚能实行“军政分开”的体系。

抗战末期保留的三大行营，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是代表最高统帅的军事派驻机构，日本投降以后，为了接收地盘和接管权力，仍然沿用了这一机构名称，其中李宗仁的汉中行营调到华北组建了“北平行营”，同时新设东北行营、武汉行营、西北行营和重庆行营。“行营”为某一战略区的最高军政指挥机构，下辖各绥靖公署、绥靖区、警备总司令部等军事单位，同时也管理当地的民政。

也是为了搞和平气氛，前述六个行营在1945年底至1946年夏秋，全部改称为“行辕”（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淡化了其军事色彩，所以至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蒋政权的权力架构设计其实是军政两条线的，在几大战略区分设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行辕”，行辕主任在军事上指挥各绥靖公署（下辖绥靖区或警备总司令部）、在政治上则领导各省主席（下辖各市各县），还算是比较正规的官僚体系。


（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剧照）


以李宗仁的华北行辕为例，军事上有权指挥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傅作义的张垣绥靖公署，政治上有权领导华北地区五省和三个特别市的政府，包括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五省，以及北平、天津和青岛三个特别市。尽管李宗仁是杂牌的桂系老大，并不被老蒋所信任，两个绥署主任和五个省主席、三个市长基本都直接向南京对口单位负责，但是他们理论上还都是李宗仁的部属，表面上的服从也是必须的，这是两码事。

1946年10月北平行营正式改称北平行辕，主任和副主任仍由李宗仁、吴奇伟分任，1947年3月第十—、第十二战区分别改组为保定绥靖公署和张垣绥靖公署，名义上仍然隶属北平行辕指挥，另外北平、保定、天津等大城市的警备司令部亦隶属该行辕管辖。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体系变更时，要注意其时间轴的混乱，也就是新的机构名称确定以后，各地和各单位的改称和挂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不是一体到位，不过总体方案是有据可循的。


（胡宗南剧照）



东北的政治环境比较特殊，因为涉及到与苏军打交道的复杂问题，所以我党的军队最初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而杜聿明也没能成为绥署主任，而是单独设立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作为东北行辕下属的军事机构，直接对行辕主任熊式辉负责。我们在《大决战》电视剧中只发现了杜聿明的身影，那是因为主要表现的是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而当时东北实际的军政最高负责人，是没有露面的陆军二级上将熊式辉，与杜聿明并称“东北二瘸”。

杜聿明这个保安司令长官，其实与其他战略区的各绥署主任性质完全相同，无非是称谓不同罢了，某种意义上，也是考虑了杜聿明的资历和级别不够，他毕竟才是陆军中将衔。

三、各“剿总”的组建是老蒋彻底撕下和平面纱的产物。

所谓的“剿总”并不是解放战争时期才出现的新名词，它最早出现于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1932年，因为老蒋一直诬红军和游击队为“匪”，所以在对红色根据地进行围攻期间，这个机构名词已经炮制出来了。1932年4月，南京政府明令老蒋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时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专司对我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苏区、红一方面军所在的闽赣苏区进行军事围攻，职务任命的同时，也就组建了这两个“剿匪总司令部”机构，简称为“剿总”。

比如我们熟知的少帅张学良，因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被迫引咎辞职出国“考察”，回国以后就先后担任了“豫鄂皖剿总副总司令”和“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不过因为这两个剿总的正职都是老蒋自兼，所以张学良是以副职代行权力，率领东北军先后在大别山区和陕北地区与红军作战，期间东北军损失惨重却得不到补充，直至发动西安事变。

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大体是红军主力转战到哪里，老蒋的“剿总”就紧跟着设到哪里，在当地实行军事管制和军政一元化管理。

1945年日本刚刚投降，老蒋就给高级将领们秘密下发了《剿匪手册》，挑起内战之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大决战》电视剧中特别有老蒋因此夸赞范汉杰“认真研读”的桥段。但是碍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和平气氛，老蒋尚不敢公然打出“剿匪”的旗号，于是推出了行营、行辕、绥靖公署、绥靖区、保安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等名目繁多的军政机构，既完成了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重新布局，也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屡遭败绩且士气低落，在我军转入战略大反攻的1947年夏季，为解决南京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危机，老蒋问计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得到答复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刻，恐怕已经来到了”。一番筹措之下，老蒋于1947年7月4日正式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

这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戡乱救国”，其内容实质就是彻底撕破和谈脸皮、撕下和平面纱，动员所有力量与我军进行战场上的角逐，再次全面实行军事独裁和军事管制，有点“总体战”的意思。

根据这个动员令而通过的《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戡乱”时期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均应积极动员；“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铜铁、通信器材等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以及规定了违反这个纲要的惩处措施等等，就是在各个领域全面总动员，并再次诬我为“匪”。

于是“剿匪总司令部”的名头被再次公开使用出来，1947年11月，老蒋亲赴北平召开会议，决定合并张垣和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改组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晋升傅作义为总司令，作战区域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北部地区（后又划入热河省）。理论上华北剿总仍然隶属于李宗仁的北平行辕指挥，但实际上傅作义已经成为华北的军政最高长官，直接对南京负责，到了1948年5月，老蒋干脆撤消了北平行辕。

1948年1月17日，随着陈诚的离去，东北行辕也被更名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卫立煌走马上任总司令。1948年6月原武汉行辕和“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合并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被踢下南京“国防部长”职务的白崇禧，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同月，老蒋再以原“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徐州指挥部”合并组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以之前被撤职的郑州绥署主任刘峙为总司令。至此，国民党军队在与我军主要进行交战的几大战略区，都完成了“剿总”的组建。

换言之，“剿总”的组建是老蒋在军事上的高度集权和政治上的彻底摊牌，属于在解放战争中后期最后的疯狂，幻想以此强化各战略区的军事化管理和奉行“作战为第一要务”。

四、各“剿总”实行的军事独裁对民生破坏极大。

比较特殊的是西北区，尽管在抗战胜利以后就组建了以张治中为主任的“西北行营”，驻地为甘肃兰州，但是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黄埔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央军和“马家军”之间的矛盾，西北行营的辖区从组建伊始就不包括陕西省，而是管辖甘肃、宁夏、靑海和新疆等西北四省之军政事务。所以在西北行营更名为西北行辕、第一战区改制为西安绥靖公署以后，两者之间仍然没有隶属关系，胡宗南和他的绥署部队直接受南京“国防部”指挥。

与此同时，我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的作战区域仍然局限在陕北地区，在甘、青、新等省份并无战事，所以西北行营也就没有没有改组成为“剿总”的必要，如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期的五大战场上，蒋军只出现了四个“剿总”的原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胡、马两股敌人后期不能形成合力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矛盾，另一方面是“马家军”归西北行辕指挥，而胡宗南的部队单独组建了西安绥署，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统一指挥的机构。

按照1948年8月南京“军事检讨会议”形成之决定，各剿总在总司令部驻地之外，可视情况再设“某地前进指挥所”，以下为兵团、军、师等作战序列及各大中城市的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多由黄埔嫡系的副总司令兼任主任，比如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指挥第六兵团和锦州守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也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指挥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的作战等。

这也是老蒋重用嫡系、削弱总司令权力的一种手段，以方便其实施军事独裁，因为卫立煌、傅作义等人，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忠诚，而刘峙又是个草包，此为“剿总”的基本军事指挥体系。同时在剿总机关还设有“政务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等等，分别管理民政和财政等事宜，与之前的“行辕”性质大同小异，区别在于“剿总总司令”实现了军政一元化管理，集某一战略区的所有大权于一身。

而这几个总司令又都是现役将领，凡事只从军事层面考虑，对行政和民政基本不通，遂使辖区内兵痞横行、政务荒废和民不聊生。

五、共有三个“剿总”在三大战役期间完全覆灭。

1948年9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遂行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之前，卫立煌“东北剿总”已经下辖正规军四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非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其总兵力达到55万余人。在东北野战军的猛烈打击下，敌东北剿总所属部队纷纷被歼，其绝大部分主力约47万余人被消灭，至1948年11月中旬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卫立煌逃离沈阳，所以老蒋不得不于11月16日宣布撤销“东北剿总”。

而自1948年11月29日起打响的平津战役中，在敌“华北剿总”原辖的四个兵团12个军共42个师（旅）、连同非正规军共约60万人中，被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歼灭了三个兵团部13个军51个师（包括战役中新建和重建的军、师），连同非正规军总计52.1万人。最后仅侯镜如第十七兵团之一部从海路逃走，所以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的1949年1月，敌“华北剿总”也告覆灭。

淮海战役之前也已打响，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手作战，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总共消灭敌军“徐州剿总”直属机关和直属队、一个前进指挥所、五个兵团部22个军56个师，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计55万余人，占其全部60万兵力的绝大部分（黄维兵团并非徐州剿总所属），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所以到了1949年1月间，敌“徐州剿总”及其所属部队也完全覆灭了。

因此在《大决战》呈现的三大战役期间，人民解放军实际摧毁和消灭了敌人东北、华北和华东区的三大“剿总”，唯一还在苟延残喘的只剩下白崇禧的华中剿总，也因为作战序列内的第十二兵团被歼而实力大损，除桂系军队外稀稀拉拉没剩几个兵了。

六、蒋军在大陆最后的高级指挥机构是“军政长官公署”。

三大战役中蒋系中央军精锐基本就歼，老蒋在桂系的“逼宫”下被迫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的副总统李宗仁于1949年1月21日出任“代总统”，李宗仁接管权力后摆出一副革新面孔，同时也为了做出与中共和谈的姿态，遂于1月23日发布文告宣称“以最大努力谋求和平，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销”。那么所谓的“剿匪总司令部”名称当然不合时宜了，于是下令将原有的剿总更名为“军政长官公署”，其实也只剩下一个，1949年4月5日，白崇禧改任“华中军政公署”之军政长官，也就是解放战争后期白崇禧“白长官”称谓的由来。

由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解放，我军即将向江南、西北和西北进军，国民党当局在此期间先后将西北行辕改制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张治中为军政长官（1949年5月被免职，马步芳接任），最终被第一野战军在解放大西北的进程中全部消灭；再以原重庆行辕改制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张群为军政长官（后为顾祝同），胡宗南残部逃窜入川后，再以这个原来的西安绥署主任晋升“代理长官”，在我一野、二野的猛烈打击下，“胡代长官”率领长官部一路逃至西昌，最终于1950年5月被彻底消灭，胡宗南只身逃台。

另在华东沿海地区组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陈诚为军政长官，统辖江苏、浙江、福建和岛内的军政事务，长官部设于台北，1950年3月31日由于东南沿海各省均已解放，被老蒋下令撤废。在1949年5月间，随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即将进军中南，老蒋为了驱使粤系将领负隅顽抗，又以广州绥靖公署为基干升格成立了“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以余汉谋为军政长官，长官部设于广州，指挥三个兵团15万人。

结果这个所谓的公署仅仅存在了五个月，就因为广州被二野陈赓兵团解放而寿终正寝了，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当局总共成立了五个“军政长官公署”，其中一个是由“剿总”改称而来，另外四个为新建，不过都随着蒋军败亡大陆而很快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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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北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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