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兵团司令两次意外出逃，陈赓殊为惋惜：真是好糊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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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3日清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胡宗南，惊闻我二野大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迫近成都，不顾老蒋之前的严令，带着参谋长罗列和几个随从，火急火燎赶到凤凰山机场登上飞机逃往西昌，到达西昌上空后又因为天气恶劣无法降落干脆直接改飞海南。代行“西南军政长官”（长官是顾祝同）权力的胡宗南一跑，所属部队立马放了羊，于是留在川西平原等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出现了争先恐后的起义浪潮。

（李文剧照）


从这一天起，孙元良第16兵团起义（孙元良跑了，副司令带队）、陈克非第15兵团起义、罗广文第20兵团起义、裴昌会第7兵团起义、李振第18兵团起义、朱鼎卿第3兵团起义，在胡宗南指挥的全部七个兵团和三个嫡系兵团（第5、第7、第18）中，唯一还在顽抗的只剩下第5兵团。这个第5兵团是由胡宗南起家的老本第1军扩编起来的，当时下辖第1军、第3军、第27军、第57军、第90军和第114军共六个军的番号近10万人，兵团司令官正是黄埔一期的陆军中将李文。

前不久匆匆逃离成都，此时正猫在台北的老蒋闻听胡宗南扔下部队径飞三亚，捶胸顿足怒不可遏，大叫胡宗南不请示就擅自飞离成都是“临阵脱逃”，下令顾祝同“严办”！顾祝同琢磨琢磨，眼下实在也无人可用了，胡宗南又是铁杆的嫡系，所以一顿解释加说情，最终老蒋改了命令，要求胡宗南立即飞回西康“戴罪立功”。这个所谓的“天子第一门生”也不敢去台北当面汇报，于是派罗列飞台说明情况，自己期期艾艾地飞回西昌，准备联络和收拢留在成都地区的部队。

然而一个消息击得他眼前发黑，就在12月27日黄昏，他的基本部队第1军以及整个第5兵团，已经在邛崃向解放军投诚了，这就意味着，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北王”瞬间成为光杆司令了，胡宗南于是在西昌破口大骂，虽不知原话，总之就是李文无能葬送了他的军事老本。

（胡宗南剧照）


一、黄埔一期李文是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干将。

李文是湖南新化人（今属娄底市），不满20岁就投考了程潜建立的湘军讲武堂，办学地点其实也在广州，黄埔军校成立后，这个讲武堂的100多号学员集体并入黄埔一期，包括陈赓、左权、宋希濂、陈明仁等一众名将。李文毕业后短暂留校，之后就一直在第1军服役，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等职务，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已经是第1师（由第1军缩编而来）第1旅第三团上校团长，自然，也成为胡宗南的得力干将。

电影版和电视版《大决战》关于李文的角色演绎是不同的，电影版比较“丘八”一些，而电视版的更贴近真实的李文，戴眼镜不抽烟，一个陆军中将有事没事总是剥糖块吃，历史上的李文也确实如此，其字“质吾”其号“作彬”，很有些“文质彬彬”的意思。但是李文的脑袋肯定是够用的，跟他一起进入湘军讲武堂、一起到黄埔一期的新化老乡袁仆，就始终低他一级，混到1947年才当上军长，而这时候的李文已然是绥靖公署副主任了。

之前撰文介绍过，胡宗南军事集团在中央军内部被称为“黄埔生系”，骨干军官多为黄埔前三期学员，比如李文、李铁军、罗列、刘戡等等，这帮人虽然跟胡宗南是同界同学，奈何胡宗南晋升飞快且深得老蒋信任，所以委屈地成为了部下。李文在胡宗南身后亦步亦趋，军职一路看涨，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时已经是第1军第78师的少将师长，在抗日初期的战场上也算有功，1938年随胡宗南调回陕西驻防，随即晋升第90军中将军长。

1944年李文接手了胡宗南的基本部队第34集团军，这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并不落后，追平了宋希濂、杜聿明、关麟征、霍揆彰、王仲廉等人，比如李玉堂才是集团军副总司令，该集团军的任务是驻防灵宝至潼关一带，防止黄河东北岸日军的侵袭，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大仗，悠哉悠哉混到了1945年，在豫西的表现算是中规中矩，反正没让日本人兵叩潼关。

（电影版大决战）


李文的父亲李主一，是湖南老家龙溪铺镇当地的大地主，老子手里有钱，儿子重兵在握，所以那是横行四里八乡，李主一在老家修建了很大的庄园，李文还挪用军饷帮助修建了邵阳到龙溪铺的公路，煞是风光。李主一不仅称霸乡里，还极为反动，曾经杀害过地下党员，1949年全家被儿子李文用飞机接去了台湾，才逃过了清算。

某种意义上，李文的家庭背景，以及全家匆忙逃台，也决定了他在黄埔的政治倾向和后来的人生轨迹。

二、抗战胜利后率部从西北出发接收华北。

抗战胜利后，为了加强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接收力量，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奉命，率主力出陇海路到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等地区受降。对于这种摘桃子的事情，在关中趴了六七年的胡宗南特别积极，所部立即大举出动，一些胡系部队因此后来留驻中原和华北地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胡宗南军事集团在抗战末期本来已经膨胀到近50万人马，而后来进攻陕北时兵力经常捉襟见肘的情况。

鉴于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兵力不足，根据老蒋的命令，胡宗南又安排李文率领第34集团军所属的第3军和第16军，经过山西前往河北，接收石家庄等大中城市。这是个苦差事，因为李文的部队只能徒步开进，甩开11号通过晋东南山区到达太原，然后再转火车经过正太铁路到达石家庄，并且阎老西担心中央军赖在山西不走，一路上设置了各种障碍，李文亲赴太原好说歹说，这两个军直到9月中旬才得以进入山西腹地，爬到石家庄已经是10月份了。

（胡宗南）


所以第3军和第16军其实都是胡系部队，其中第3军担任了石家庄守备任务，1947年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中被晋察冀野战军全歼的，正是这支部队，黄埔三期的军长罗历戎被生俘。而第16军则奉命开赴保定、北平等地，后来成为“华北剿总”作战序列里面的中央军骨干部队。李文到华北后最初的职务是“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1948年以第16军、第94军为基干组建第4兵团，李文改任第4兵团司令官，同时兼北平城防司令部司令。

1946年国共双方的“军事调处”期间，曾在北平设立军调部，李文因此邂逅了前来公干的老同学陈赓将军，同学加同乡见面，李文很是亲热，自然要大摆宴席款待，席间他莫名其妙地忽然对陈赓说：“还是你们有前途啊！我们可没前途了。” 陈赓感觉很诧异，随即问道：“老同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李文早年照片）


李文说道：“因为如果谈判成功，实行政治民主化，你们一宣传，老百姓都被你们争取过去了，我们宣传不过你们，如果谈判破裂要打的话，我们也打不过你们。过去你们部队那么少，可是你们是游击大王，会打游击，我们没有办法。现在你们有近百万部队了，看来我们将来只有去当‘白华’了”。

何谓“白华”呢？ 早年苏联十月革命以后，那些流亡海外的沙俄贵族曾被称为“白俄”，李文以“白华”一词，来形容自己万一战败后的流亡状况， 陈赓觉得很有趣哈哈大笑，还没来得及想好如何回答，李文又说道： “真到了那一步，请你老兄关照一下哟。”陈赓笑着说：“好好，一定一定” ！李文倒果真是一语成谶，他这番话没到三年就应验了，也足以说明，这个黄埔一期生的军事和政治眼光还是很老道的，当然，陈赓将军后来也没有食言。

据说当时在北平军调部工作、当年黄埔教授部的副主任叶帅，也跟李文很熟悉，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曾托人传话让他留下来，可惜李文那是铁了心。

（这是石觉的照片）


中央军在北平的头面人物最初是陈继承，担任“华北剿总”第一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作为蒋系“八大金刚”之一，他以“监军”的身份骄横跋扈，对傅作义也是处处掣肘，两个人势同水火，在傅作义的强烈要求下，陈继承1948年10月终于被调回南京。于是李文水涨船高，坐上了中央军在北平的头把交椅，晋升“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4兵团司令官，另外一位当然就是汤恩伯军事集团的骨干将领、由第13军军长提拔起来的第9兵团司令官石觉。

石觉不过是黄埔三期生，第9兵团（廖耀湘兵团被全歼后改授）也只有一个第13军还像点样子，那么无论是资历还是军权，中央军在北平最具份量的人物，当然还是李文，他也是傅作义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

三、阻挠北平和平起义未遂后仓惶逃往南京。

天津被东北野战军攻克以后，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开“华北剿总”正副参谋长、各处处长、以及北平驻军师以上军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宣布了与我军“平津前线指挥部”林聂罗首长的和谈结果，并且让秘书长王克俊宣读了已经达成的十四条协议，正式启动北平和平起义和部队改编的进程。王克俊宣读完毕后，傅作义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座的李文情知大势已去，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于是故意作梗：

“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王克俊不解，笑了笑说“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李文接茬说：“我们部队里面的政工处长不都是属于你政工处管吗，他们有意见”！原来，王克俊当时还兼任剿总的政工处长，是傅作义抵制南京方面派人的临时性办法，李文有意把政工军官们推出来，是因为那些人多为党棍和特务，肯定是反对和平解决的，而自己可以躲在幕后不直接与傅作义发生冲突，心机还是很深的。

傅作义洞悉李文的用心，趁中午休会李文、石觉等人吃饭的机会，密瞩王克俊下令所有单位的政工处长集合，到另外一个房间开会，并当场宣布了和谈协定内容，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果然只有第4和第9兵团的各级政工处长们不太服，在王克俊的说服下，这几个人最终也表了态：“我们同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但希望能放我们回南京”，王克俊当即表示同意，但也提出了要求：

“不愿留下，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要保证所在部队不出事，把工作做好，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十四条协议之后，我保证傅总司令把你们送走，保证你们的安全”！下午继续开会时，李文和石觉又老调重弹，企图用政工军官会提出反对来说事，结果王克俊当场说明：“没有问题，各处长均赞同”，随即命令卫兵接通了两个兵团政工处的电话，让李文和石觉当场验证。

李文终于无计可施了，当傅作义最后一次询问他的意见时，他只好无奈地表示：“我们同意和平协定，就是我们两个是校长的学生，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能留在这里执行，请总司令允许我们各带几个必要的师长，飞回南京”，傅作义当场表示：“可以，可以走，我给你们做保证，但条件一样，要把事情办妥”，李文和石觉于是当场指定了指挥权的代理人，签字画押交给傅作义，沮丧地离开了。

傅作义果然没有食言，确实让李文等人安全乘坐飞机离开（电视剧里是顺便送还了“天雄号”），其实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北平城里的中央军不出乱子。而李文临走的时候还没有空着手，他命令在兵团所属各师中抽调出轻机枪五十挺一并带回，有人也许会问，成千上万件重武器都扔下了，区区五十挺机枪有什么用？大概意思，是李文不想让南京方面觉得，自己是被缴械后仓惶逃回的，死要面子罢了。

李文回到南京的时候，正值老蒋下野期间，于是他第一时间赶往溪口“述职”，都成为丧家之犬了，还有什么职可述？其实主要是向老蒋介绍北平和平起义的内情，满足一下校长的好奇心，另外就是表达忠心顺便请求安排工作。老蒋虽然对李文、石觉没有遵令及时南撤丢光部队很不满，但是好歹这两个兵团司令没有跟着“叛变”而是坚持回来，而三大战役后可用之将又越来越少，因此慰勉一番后仍予重用。

其中石觉被安排到老长官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担任副总司令，帮助汤司令守长江，而李文则仍然回去西北帮衬胡宗南，遂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实际上李文到任没有几天，胡宗南就在我第一野战军的大举进攻下，放弃关中地区逃进了川北组织秦岭防线，他这个“西安绥署副主任”自然名不符实了，而作为胡宗南的亲信将领，回到老窝后谋求兵权是必然的选择。

不过此时第5兵团的司令官，是原来的西安绥署参谋长裴昌会，一名老资格的保定军校生。

在派系林立的国军内部，尤其是胡宗南的“黄埔生系统”当中，裴昌会无论如何表现也是外人，胡宗南始终不能完全信任他，加之军事养成教育的差异，两个人很是格格不入。现在李文意外归来，于是胡宗南很快任命李文兼任第5兵团司令，同时打发裴昌会去新组第7兵团。这个第7兵团的番号是区寿年和黄百韬所部先后使用过的，早已经臭了大街，并且所属的第38军、第69军、第76军和第98军都是重建或新建的部队，充斥着大量新兵，战斗力完全是渣渣。

用脚丫子都能想像出裴昌会的不满，深受排挤的老裴从此有了二心，不愿意再给胡宗南卖命，通过部下李希三与我一野第18兵团取得了联系，随时等待机会准备起义。

五、成都战役中遭遇大败山穷水尽之下宣布投诚。

1948年12月24日，在裴昌会、罗广文和陈克非三个兵团宣布起义后，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以及率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入川的贺龙元帅，联名给成都及四川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发布最后通告，要求他们主动起义或者放下武器，通告最后说明：“否则，你们以百罪之身，而仍作垂死绝望的挣扎，就将无法获得人民的宽容，是非祸福，决于你们一念之间，绝不容再有丝毫犹豫的余地，我们已命前线暂停攻击，以待你们起义与放下武器，望赶快觉悟和决定吧”！

然后就是雪崩般的各种起义，不仅包括另外三个兵团和几个直属军，绝大多数川军地方部队、保安部队乃至于交警部队，都在驻地纷纷宣布起义，整个川境拒不放下武器的，几乎只剩下胡宗南最精锐的第5兵团。不肯放下武器的李文，先是率部撤到新津和崇庆地区，然后于12月24日的夜里，继续向邛崃和大邑一线攻击前进，企图突破二野的包围圈从雅安方向逃往西昌，我二野担任迂回包抄任务的第12军、第16军则奋勇堵击，坚决消灭这最后一股敌人。

李文也是拼了命的，指挥所部分左右两翼发动轮番攻击，尽管敌第5兵团伤亡非常惨重，但是仍然无法完成突破，战至12月26日，二野主力第10军、第11军、第18军兼程赶到，迅速完成了对李文兵团残部50000余人的合围，经过24小时猛烈围歼，敌人终于彻底崩溃。1949年12月27日黄昏时分，李文眼见大势已去只好下令全军放下武器投诚，而李文兵团被彻底解决后，标志着成都战役的胜利结束，其实二野战役期间主要就是打李文，因为其他敌人都放弃抵抗了。

“投诚”这个名词比较特殊，它既不是主动起义，也不是无条件投降，属于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所以对于投诚将领的处理，实际上也没有一定之规，比如在长春被迫投诚的郑洞国，非但没有关进功德林，还一度是我方的座上宾。所以对李文等人作为投诚将领也受到了优待，他跟手下的第1军军长李鞠旅、第90军军长周士瀛、第57军长冯龙等人都表示，愿意率部接受解放军的改编，而关于这些高级军官的出路问题，当时的政策多是安排军界之外的闲职。

恰好陈赓将军正率部驻军云南，闻听老乡加老同学李文率部投诚，非常高兴地写了一封信来表示慰问，还特别推荐他去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于是李文到重庆成了一名军政大学的高级学员。

（第5兵团司令李文）


六、李文放弃学习和重生的机会再次南逃。

李文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是其家属早已经于1949年即安排赴台，自己在大陆自然寝食难安；另一方面，他对于北平的事情还是有顾虑，担心遭到秋后算账，所以始终存有异心。1950年4月，李文和周士瀛终于寻找机会脱离监管，从重庆辗转逃到了香港。个人看法，应该也是我方睁一眼闭一眼的结果，否则在那个年代，从重庆到香港并非易事，主要原因在于：对于这样反复无常的投诚将领，就算抓住了也不那么好处理。

在香港闲居了一年多以后，经过老蒋的批准，李文终于辗转到台，本来以为还能像北平那次逃跑一样，继续受到重用，然而兵败投诚和被集中学习的经历，已经让老蒋对他没有了什么好感，只给了一个中将高级参议闲职，李文大失所望，如此郁郁地混到1964年1月，再稀里糊涂退出现役，再后来担任台糖公司的顾问，1977年4月病死于台北，年72。

陈赓将军知道李文第二次逃跑后，曾经惋惜地说：“这个李文，三年前就看清了国民党注定要失败，就是拐不过这个弯儿，进了学习班还不去选择一条光明大道，真是好糊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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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北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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