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特务文强被俘，企图隐瞒中将身份，“上尉书记官”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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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的一天，徐州城内“江苏省立师范学院”的大操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国民党“徐州剿总”正副总司令刘峙、杜聿明同时到场，召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作为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向总部全体官兵郑重其事地介绍了，新到任的“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这个机构类似于我军野战部队的“前指”，是老蒋专门给嫡系将领设置的前方作战指挥机构，杜聿明同时宣布了副参谋长的职权分工：管理野战部队的人事、军法及后勤，可谓是位高权重。


（杜聿明中将）


到1948年三大战役即将打响之际，黄埔一期的杜聿明成为老蒋的主要军事助手和“救火队员”，由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能力不足，而杜聿明军衔仅是陆军中将资历不足，所以老蒋命令以杜聿明实际负责华东战区的作战指挥，以副总司令的身份单独再组建一个“前进指挥所”，具体指挥四个大型机动兵团（第二、第七、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的作战事宜。这个指挥所以杜聿明为主任、邱清泉为副主任、舒适存为总参谋长，跟“徐州剿总”是两套班子。

而这个新来的中将副总参谋长，正是黄埔四期的军统大特务文强，有人可能会问，军统大特务怎么又成为了野战部队的高级将领了呢？这事说来话长，最关键的一点，文强原本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心腹，然而1946年戴笠摔死以后，失去靠山的文强不愿意在特务系统再混下去，希望谋求正规的军职，于是投靠了父亲的老友、湘军元老、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1948年夏出任绥署中将办公厅主任。

杜聿明到任徐州搭建自己的“前进指挥所”班子时，特别邀请文强从长沙后方到华东前线任职，作战部队的参谋长总比后方的冷板凳威风的多，于是文强毫不犹豫兴高采烈地就来了。欢迎仪式后，刘峙又专门举办接风宴，席间劝酒夹菜，把文强弄得很是受宠若惊。


（刘峙）


一、文强早年曾经当过八年的共产党员。

文强的家世确实非常显赫，湖南长沙县白箬乡人（今归望城县属），据考是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第23世孙，其父文振之早年留学日本时，就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相交莫逆，是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所以文强仅仅17岁时，就随父亲见过孙中山。其姑母文七妹则是毛主席的母亲，所以两人是舅表兄弟，文强还与毛主席的三弟毛泽覃感情最好，两人中学毕业后，曾经共乘一条船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文强由此深受进步思想影响，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按规矩黄埔生是要先当半年左右的“入伍生”，然后再经过考试升为“军官生”。文强转为军官生后被分配到政治科第一营第二连学习（政治科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又跟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并且还一起参加了周邓伉俪的婚礼。就文强的这份履历和社会关系来说，注定应在民国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可惜的是，他的命运却非常多舛。


（文强中将）


在黄埔军校期间，文强经历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历史风云事件，具有双重党籍的文强，经过慎重考虑选择退出了国民党。毕业后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组织科社会股股长，1926年9月，他被组织抽调跟随朱德到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开展军运工作，次年杨森追随老蒋实施“清共”，文强等人逃离四川。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转赴香港避居，1928年再奉命入川，先后开展兵运工作和地下工作，直至担任川东省委书记。

1931年因叛徒出卖，文强被四川反动当局逮捕，后奇迹般逃出虎口，按他个人的说法，是在内应的帮助下越狱成功，但四川省委临时书记罗世文（抗战期间被捕，1946年牺牲于渣滓洞）对此不太相信，并且因其被捕后曾供出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决定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文强不服，辩称自己暴露的只是敌人已知的信息，是为了用假供词迷惑敌人，罗世文不予接受，文强气急，擅自携妻子离开四川前往上海，要找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公申辩。

要说也是阴差阳错，文强赶到上海时，正值中央机关包括周公本人集体向江西苏区转移的时间，源于顾顺章叛变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以文强未能联系到中央机关，只好潜回老家长沙闲居，因此也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形成事实上的“脱党”。


（周恩寿）


二、文强意外地成为军统骨干和戴笠亲信。

文强在湖南老家一呆就是三年多，期间一直做报社编辑等工作糊口，1935年底因为某篇文章惹恼了长沙地方当局，被迫避居杭州，在这里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那就是邂逅了自己黄埔四期的同学廖宗泽。此时的廖宗泽（特务处骨干），公开身份是南京军事杂志社的记者，但真实身份却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甲训班的队长，而这个浙江警校实际归该校政治特派员、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领导，是戴笠培养特务和特工的地方，后来许多军统骨干人员都出自这里。

老同学廖宗泽热情邀请文强到警校任职，文强动心后又经程潜、张治中等“党国大员”具保（重新加入了国民党），终于就任浙江警校中校政治教官，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黄埔六期都没有拿到毕业证的戴笠，由于出身低微所以有个嗜好，那就是特别喜欢结识和领导有家世的黄埔学生，既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又能取信于老蒋，比如唐生明比如文强莫不如此，加之文强能说会写能力较强，因此加入特务系统后很快就成为戴笠的心腹。

别看文强是戴笠的四期学长，但是在年龄上却相差了整整十岁，分别生于1897年和1907年。


（湘军元老程潜）


1936年秋，文强又被参谋总长程潜调往南京，委为参谋总部上校参谋，但始终没有脱离戴笠的圈子，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戴笠任命为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期间多与日谍交锋，所以《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的杨立仁，确有相当的历史原型取自于文强，也包括后来去东北任职的经历。由于有戴笠的赏识和庇佑，文强在特务处（后来的军统）内部晋升极快，1941年，已成为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

笔者曾经在记叙戴笠的文章中专门提到过，戴笠摔死前在北平的最后一夜，面对老蒋打算裁撤军统催其回重庆的电文，身边陪着和出谋划策的只有文强，关系可见一斑。作为戴笠的亲信，文强1942年转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再晋军统局华北区区长，因策反华北伪军有功不久授中将职务军衔。抗战胜利以后，文强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中将处长，公开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

而此时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正是黄埔一期的杜聿明，所以两人因此相熟并且成为好友，也是后来文强得以到任“徐州剿总”的主要原因。


（戴笠）


三、戴笠摔死以后文强谋求出任正规军职。

1946年初文强铨叙陆军中将，级别在军统局内部是相当之高的（戴笠才是铨叙少将，中将是职务军衔），加之东北战场是国共双方的角逐重点，因此文强成为东北三省反G的活跃人物，又是戴笠的亲信，权势一时很大。1947年7月杜聿明调离东北后，文强也申请调回南京，此间发生的重要变故，就是1946年3月戴笠突然因飞机失事而亡，改制后的保密局分裂为郑介民（粤）、唐纵（湘）和毛人凤（浙）等三方势力。

因此回到保密局本部后，文强立即成为三方竞相拉拢的重要对象，这就让文强甚为苦恼：唐纵是自己的湖南老乡、毛人凤是戴笠的衣钵传人、而郑介民是掌管军事情报的“国防部二厅”厅长，实在是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尤其是之前在东北战场上，文强主要负责的是军队政工，更喜欢在野战部队中担任正规军职，对监视、暗杀等见不得光的特务工作逐渐失去兴趣，遂萌生退意。

在无法平衡处理保密局三方势力的情况下，1948年文强再次走程潜的门路，调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不久升办公厅主任，虽然没有正式脱离“军统”（也不允许完全脱钩），但实际已不再掺合军统内部之事。


（张治中将军）


文强家境殷实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所以很有些文化，其在淮海战场的《阵中日记》曾经写道：“大雪未止，天候更寒。定投绝望，闻各军第一线士兵为饿寒所迫，竟有少数逃入敌阵者。若再连续三五日降雪，而定投不能接济，则三军祸生肘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军矣”。再比如他被俘以后的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捣南京，解放军官教导团组织他们这些人写文献词祝贺，文强居然写了一首这样的七律：

“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犹在，国府门前月不明”，从诗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文强颇有文彩，另一方面是他的政治立场已经完全趋于反动，再不是那个曾经的共产党员了。


（杨立仁剧照）


四、躲过了东北战场却逃不掉淮海战场被俘的命运。

文强上任不到两个月，淮海大战爆发，1948年11月30日，从南京飞回来的杜聿明秘密下令全军放弃徐州撤退，文强奉命督察撤退期间的军纪，次日天刚蒙蒙亮，文强就在第二处处长李剑虹的陪同下，乘吉普车巡查徐州的街面。然而所到之处，看见的是一片乱象，蒋军士兵纷纷拉民夫、抢东西，大包小裹乱糟糟向城外跑路，弄得徐州大街小巷鸡飞狗跳，文强管也管不过来，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命令李剑虹夺路而走迅速赶回总部，安排自己的撤退事宜。

杜聿明率领前进指挥所机关、“徐州剿总”直属部队（机关已随刘峙先往蚌埠）、邱清泉等三个兵团、以及裹胁的难民等近30万人，仓惶逃离徐州后，仅仅三天以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全面包围在陈官庄地区。此前，指挥所参谋长舒适存（杜聿明第五军的老人）就跟文强表露过对形势的绝望，被围困十几天后，杜聿明派舒适存从临时机场飞出包围圈，前往南京请援，这位参谋长可算逮住机会，干脆一去不复返了。

（杨立仁剧照）


1949年1月6日，华野总攻杜聿明集团的炮声已经响起，杜聿明一边调整防御部署和准备突围，一边紧急下令以文强晋升指挥所“代理参谋长”，都到了快全军覆灭的份上了，文强这个代参谋长晋升实在有点滑稽。华野总攻期间，最先崩溃的是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逃到杜聿明的指挥所，狼狈不堪差点哭出声来，文强以前根本没有打过仗，看见这般形势，更加惶恐不安。

到1月9日的晚上10时，眼见大势已去的杜聿明下令各部分散突围，并通知文强带领直属队、战车部队赶到第五军跟随他一起突围，然而当文强赶到第五军军部所在地时，杜聿明已经不知去向。文强兀自不知所措时，李剑虹带来几张纸约他另谋出路，定睛一看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证》，文强大怒甚至动了杀机，后来一琢磨人家也是为了他好，山穷水尽之下也懒得计较，最后将杜的亲信李剑虹骂走了事。

熊笑三的第五军军部位于一个土地庙内，在黄淮平原上很是显眼，一个参谋建议到外面找个地方先隐藏起来：“突围已经不可能，如果硬闯，一定会死在乱枪之下”，文强想想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同意，于是一行人顺着小河沟找到一个土洞，乱七八糟挤了进去，文强清点了一下身边的人员，连参谋带卫士还有十几个人。从午夜蜷缩到东方发白，枪炮声渐息，文强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后，钻出洞口打算呼吸下新鲜空气，顺便看看逃跑的路。

“不许动，缴枪不杀”！大喊声把文强吓得差点瘫倒，原来外面是几个持枪的华野小战士，文强的两个卫士闻声冲出来准备抵抗，但是被文强用手势制止了，他很清楚，只要枪声一响，就会有更多的解放军战士赶来，到那时他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于是文强命令手下缴械，而他自己身上其实什么武器也没有，因为夜里一个贴身卫士担心长官自杀，偷偷地把文强的左轮佩枪给摸走了，几名华野小战士兴高采烈地把俘虏们押回营地。

就这样，杜聿明前进指挥所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成为了华东野战军的俘虏，不久转送到徐州西南的夹沟村，这里是华野政治部设置的临时俘虏营。


（逃出去的李弥）


五、解放军的攻心政策迫使文强终于现出原形。

这批俘虏被押送到夹沟村的当天晚上，贴身卫士悄悄对文强耳语说：“王参谋白天已经把您上报为总部的上尉书记官，名字叫李明，已经登记在册，您索性冒名下去，他们很难查出来，我家是徐州附近的，地方熟悉，找个机会一起逃走”。作为老牌特务，文强并没有那么乐观，估计自己露馅是早晚的事情：“很难说查不出来，不过，既然王参谋这样登记了，就这样办，后面看情况再说”。

于是从第二天起，文强就以上尉书记官的身份混在俘虏群中，由于他之前掌管后勤，且出手阔绰人缘挺好，所以参谋卫士们都尽力掩护他，每次排队王参谋都站在最前面，其他人把文强挡在最后面。如此隐藏了一个星期左右，文强忽然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头了，那个王参谋每次遇见他都是侧身而过，也不再称其为“书记官”了，尤其让他发毛的是，那名贴身卫士也忽然间不见了，难不成是被枪毙了？


（华野宣传政策）


文强心里有鬼一夜未睡，次日上午点名时，解放军一名指导员当众宣布，经过调查核实，那名卫士原本是“徐州地方的一个泥水匠”，是工人阶级兄弟，按相关政策已经予以释放，另行分配到生产建设岗位上去了。凭借多年的特务工作经验，文强听完马上就知道不妙，他的性格非常多疑和敏感，由此开始注意观察指导员的一言一行，希望从中看出做戏的蛛丝蚂迹来，然而解放军根本没搭理他，过一会就宣布解散了。

下午的时候，指导员突然又来到俘虏们中间，拿着一份报纸对文强说：“上尉书记官，你是有文化的人，现在请你给大家读一读这篇报纸的社论吧”！文强接过一看，上面的题目是一行大字“将革命进行到底”！脑袋一麻，只好硬着头皮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朗读起来。结果是越读越心虚，并且发现原来认识他的几个参谋卫士，此刻都不敢正眼看他，文强隐隐约约知道坏事了，果然，学习完必他刚要离开，就被指导员叫住了。


（杜聿明被俘）


指导员貌似漫不经心地问他：“书记官，你们总部有没有一个中将副参谋长，同时又是代参谋长，名字叫文强的”？文强瞬间脑袋嗡的一声，张嘴结舌楞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回答，指导员又加了两句：“这个人40岁出头，湖南长沙人，听说还是文天祥的后代，你难道不认识吗”？指导员虽然是轻声细语，在文强听来基本就是晴天霹雳，他知道瞒不住了，索性摆出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

“你们既然知道我是谁，就不要再盘问了吧，副参谋长也好，代参谋长也好，不是别人，就是我”------ 昔日的军统大特务、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就此落网。


（这才是上尉军官）


六、中将副参谋长跳上桌子自曝身份引发坦白潮。

文强以为，像他这样的军统大特务，身份暴露后肯定难逃一死，马上就会被五花大绑押走，出乎他意料的是，解放军指导员笑着向他伸出手来：“老实说，你的身份历史，我们早已调查清楚了，我们也有你的照片，我们把你的贴身卫士调走，今天又让你读报，就是要让你主动坦白，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现在好了，你可以放下包袱了”。

文强心中虽然惶恐，嘴上还在故作镇静：“我今天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不等于承认了我过去走过的路是错误的”，指导员笑了笑，只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文强应该去与其他被俘的军官们见面，当众说明自己的身份，同时表示：“假如你不愿意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文强态度依然很强硬：“既然身份已明，在被俘的伙伴面前，又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我先声明，除了自报是中将副参谋长之外，我是多一句也不会说的”！

指导员又笑着表示同意：“行，我们决不做过分的要求”，于是20分钟后，文强被带到一个打谷场上，这里已经集合了数百名被俘的蒋军军官，当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文强也没犹豫跳上去大喊：“大家听着，我不是什么上尉书记官，是总部的中将副参谋长”！

文强喊完就跳了下来，气呼呼站在一边，而指导员对他点了点头以后，也跳上桌子宣布：“大家刚才都听到了，你们的参谋长都不打埋伏了，你们还有打埋伏的没有？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这是我们的一贯政策，如果还有人打埋伏的话，现在是举手的时候了”！全场鸦雀无声，文强也很得意，还以为自己的同伙们都很“坚强”呢。

突然有人打破了寂静：我坦白，我是李弥兵团的政工处长，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坦白声和交代身份，文强气急败坏，这才知道让自己当众声明的用意，然而又暗暗佩服，因为他就是搞军队政工起家的，这才发现解放军的攻心政策确实厉害。

1949年1月19日，文强被押往徐州，后来又转送华野后方鲁中地区益都的被俘军官教导团，跟王耀武、庞镜塘（山东省党部主任）等人关在一起，5月间集体转送济南。

尾声：

1956年初，文强跟其他国民党高级战犯一起，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一号的战犯管理处，管理处当时给每名战犯都编了号，文强最初的编号是“甲27号”，当时把他吓了一跳，感觉排名如此靠前是要杀头的节奏，好几天没睡着觉。后来管理处改发了一张“乙72号”的号牌，文强居然很开心，认为“乙级战犯”比较符合自己的身份，其实都是庸人自扰，特务工作干多了的疑心病作怪。

客观来说，文强在功德林里面的改造还是比较认真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管理处决定取消战犯服装上的一切标记，文强对这样尊重人格的决定大为感动，又曾经写诗纪念：“自古囚衣一旦除，我身如拔出沮洳，板门店上群魔泣，万里新华一望舒”。从诗中的用词和用意可以看出，文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期间又在政府的关心下，动手术治疗了所患的颈部淋巴腺结核病，对我党政策进一步理解和拥护。

（黄维中将）

然而由于文强曾经的大特务身份，以及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因此从1959年到1965年特赦的六批战犯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在第四次特赦典礼上，文强还代表留下的战犯发了言，表示要继续好好改造，然后又是众所周知的年代，关于文强的特赦问题又被拖了下来。直到1975年3月17日才跟黄维等人一起被特赦，成为关押时间最长的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之日，文强百感交集，又写了一首《顽石点头难》：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之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务， 2001年10月22日，黄埔四期的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

同时被释放的黄维对文强的评价是：“书呆子，胆子不大”，现在想想黄维自己的绰号，不禁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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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北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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