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欲杀害开国中将，危急时刻朱德挺身相救：这个小鬼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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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中旬，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方面军完成会师后使红军总兵力达到10余万人，经过整补后士气高昂，部队主力也集结在岷江两岸，随时可以向北或向东出动。而追击的敌人当中，薛岳的中央军还慢慢腾腾在川西地区磨蹭，川北陕南的中央军胡宗南所部，也没有完成兵力展开，与红军直接接触的川军更因为屡战屡败，根本不敢主动进攻，因此红军所适逢的战机非常之良好。

（长征时期的朱老总）


两大红军会师后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成为当时最迫切也最重要的问题，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的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了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今后的发展方向。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就是两大方面军都已经离开了各自的原根据地，而未来的苏区选择，应该满足三大基本条件：1、地域广大，便于机动；2、人口较多，便于扩红；3、经济条件较好。

周恩来同时指出，目前红四方面军控制的川康交界之懋功、松潘等地区，地域虽然广大，却完全不符合后面两个条件，长期陷于该地区并没有前途。如果向南，是敌人重兵围追过来的方向，如果向东，川军和中央军集结了130个团的兵力以逸待劳，如果向西，则是比当前位置还要荒凉的藏区，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北出甘肃，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且提出来一个口号：赤化川甘陕！

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也是举手同意了的，会后红军总部立即据此草拟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一举击破胡宗南部的阻截，北出甘陕。

（周恩来）


一·、张国焘出尔反尔使红军丧失了有利战机。

为了方便会师后的军事指挥，中革军委在拟发起松潘战役之前，统一了全军的番号，红一方面军的原红1军团、第3军团、红5军团、红9军团分别改为第1军、第3军、第5军和第32军（因为四方面军有第9军的番号），而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保持不变，分别是第4军、第9军、第30军和第31军。尽管都是四个军的建制，但是显然四方面军的各军兵力要多得多，为此，中革军委又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调叶剑英担任参谋长。

就在万事俱备，十万红军大举北上之际，张国焘变卦了，不仅指责遵义会议的结果，还要求安排更多四方面军将领担任要职，开始伸手要权了，而且表示出“不达目的不进兵”的强硬态度。于是期间政治局不得不多次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等让步，一来二去耽误了进军速度，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胡宗南的中央军部队趁此机会，在川北完成了战役集结和堡垒封锁，以当时红军的战斗力，去硬攻装备精良之敌据守的松潘地区，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北出陕甘不是必须过草地，而是大路已经被敌人重兵封锁之下的无奈选择。于是红军只能放弃既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走草地从而实现北上的目的，当时十万红军分别驻于卓克基和毛儿盖两个地区，并且是混驻的状态，于是中革军委将所有部队就近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出发向草地开进。

左路军：辖红一方面军之第5军、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9军、第31军、第33军（新组），共五个军的兵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新任总政委张国焘统一指挥，北上阿坝然后过草地，相机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地区。

右路军：辖红一方面军之第1军、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4军、第30军，共四个军的兵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统一指挥，分三个梯队依次展开，掩护左路军北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

可以发现，在四方面军兵力占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左、右两路军的兵权实际都在张国焘的控制之下，这也与红军当时复杂的指挥系统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两路红军竟然并存着五套指挥机构。

由于两大方面军会师的时间比较短，未经过认真整合就匆忙投入了新的作战，加之军事指挥权问题又特别敏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更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磨合，为两个方面军的合作和团结都留下了严重隐患。尤其是左右两路军的混编做法，也使这十万红军的军事指挥系统变得非常复杂，具体来说，两路红军当时并存着五套先后组建的领导班子：

1、红军新组的“最高三人团”：这是在红一方面军出发时就确立起来的最高指挥机构，早期是由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组成，遵义会议后调整为周恩来、王稼祥和毛主席，其中周恩来为新三人小组的组长，但实际指挥的当然是毛主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飞夺泸定，都是由这个“新三人团”指挥的，对中央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中革军委：也就是红军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两大红军会师后，根据1935年6月29日的会议决定，改组后的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副主席是张国焘、周恩来和王稼祥，理论上说，应该是朱德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显然又不是，因为作战事宜还有设有红军总司令部。

3、红军总司令部：根据1935年7月18日中革军委的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部队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那就是由朱德、张国焘共同来指挥，可问题是，红军时期的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也就使朱总司令并没有最高指挥权。

4、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原四方面军总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情况跟总司令部基本一样，那就是陈昌浩作为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比如徐向前回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的过程时，曾经说过：“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实际上，前敌指挥部主要是指挥四方面军的部队。

（朱德）


5、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这是两大红军会师后，于8月的沙窝会议上决定恢复的指挥机构，以周恩来为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总负责”，理论上虽然如此，但红一方面军总部其实只能指挥第1、第3、第5、第32军。

麻烦在于，张国焘并不认可新“三人团”的权威，并且又把控了红军总司令部，当然也可以领导前敌指挥部，但他实际上又指挥不了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反过来情况也差不许多，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也指挥不了四方面军的部队，再加上左右两路军混编的战斗序列，使红军过草地之前的指挥系统变得异常复杂。

（徐向前总指挥）


三、更加复杂的是参谋长等职务的人事安排。

由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不仅反对中央的北上政策，还公开伸手要职务要权力，中央对此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警惕，在人事布局上做了精心的考虑和安排，尤其是各级参谋长的配置。因为根据红军的条令：参谋长负责军队的机要工作，包括情报的搜集和汇总，同时还负责电台的掌握，所以各级参谋长的位置在红军长征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是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然后是任命叶剑英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并且根据中央1935年7月20日的命令，四方面军各军的参谋长也全部由一方面军的同志改任，比如红3军的张宗逊、李天佑两位师长，就分别担任了红4军、红30军的参谋长。朱德元帅后来回忆说：“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长征时期的叶剑英）


其中叶剑英由担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其实还是张国焘推荐的，根据叶帅的回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让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早在北伐的时候，我和张国焘就认识了，主席和恩来商量同意，我就去了”。显然，张国焘以为自己和叶剑英熟识，可以进行拉拢，而正因为是张国焘的提名，让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叶剑英比较信任，也使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在关键岗位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就能够理解主席多年以后，为什么高度评价叶帅的重大贡献：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客观来说，指挥系统和领导班子的错综复杂，以及两个方面军人员交流和混编北上的情况，既有中央为顾全大局对张国焘作出的一些妥协，也有未雨缪绸的安排，使红军会师后在短时间里有一个人事上的平衡。然而，这种特殊情况下维持的平衡是相对脆弱的，只要张国焘搞分裂得贼心不死，危险也是随时存在的。

四、由红1军和红3军组成的陕甘支队单独北上。

负责指挥右路军的红军前敌指挥部，于8月10日全面作出了渡过草地的计划，徐向前将计划详情也电告了左路军，然而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又打算向南占领抚边和理番等地区，经过中央多次致电说明情况和规劝，他总算在十天后率部出发，左路军遂于8月20日攻占阿坝，两路红军按计划准备过草地，看起来情况总算恢复正常了，所以从1935年8月21日起，红军右路军各部队分批开始过草地。

所谓大草地，那就是数百里荒无人烟处处充满危险的沼泽地，英勇的红军以大无畏的勇气，终于征服了这块人迹罕至的区域，当然，也有不少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1935年8月29日，最先通过草地的右路军之红4军和红30军一部，向盘踞在包座之敌发起猛攻，一举打垮胡宗南布置在草地以北的第49师，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取得了包座大捷。此刻红军当面再无其他敌人，意味着红军北上陕甘的大门已经打开。

而就在党中央在草地以北焦急等待左路军到来之际，张国焘再一次变卦了，他于9月3日电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不仅要求中央和右路军重新过草地南下，还命令左路军已经出发的先头部队“三日内返回阿坝”。

（陈昌浩）


危机终于爆发了，尽管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求他迅速率左路军过草地，以便共同北上，然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已见，还单独发电给陈昌浩、徐向前，命令他们率右路军立即南下，期间电报往返，空气异常紧张。后面的事情军事爱好者多有了解，那就是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截获了张国焘阴谋加害中央的电报，然后飞报跟随红3军行动的毛主席，对此，周恩来多年以后的评价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1935年9月9日，党中央毅然率领右路军中的红1军、红3军（也就是原来的红1军团、红3军团）单独北上，部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几十年后，记者斯诺采访毛主席时，曾经问到“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回答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也就是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陕甘支队只有不足8000人，因为原属一方面军的第5军、第32军此时还在左路军的作战序列之中，所以陕甘支队只是红一方面军最具战斗力的一部分，兵力约占六成左右。

关于陕甘支队的编制和序列，笔者之前的文章中已有介绍，此间不再赘述，喜欢一探究竟的读者可以去查询。陕甘支队突破敌人的阻截到达陕北后，与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胜利会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共13000余人。

（陕甘支队的干部们）


五、朱老总跟张国焘斗智斗勇拯救干部。

前文认真理解之后，便可清楚当时两路红军的基本情况，也就是说，在陕甘支队单独北上以后，徐向前、陈昌浩又率领右路军所余的部队，以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0军为主，掉头重过草地与左路军汇合。此时集结在阿坝地区的红军计有四方面军的五个军、一方面军的红5军（原红5军团）和红32军（原红9军团），总兵力为七个军80000余人，名义上统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

当然，朱老总实际已被架空，说了算的自然是张国焘，同时要注意，部队中不仅有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并且在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的各部队中，尚有部分原一方面军调派来的干部，那么张国焘对他们的排斥态度可想而知。对于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和刘伯承参谋长，张国焘尚不敢公开加害，但是也多次组织对他们的人身攻击，甚至下了朱德警卫员的枪，在阿坝召开的含义上，张国焘大放厥词，指责陕甘支队的单独北上是“逃跑”。

（开国上将彭绍辉）


张国焘定了调子之后，转身对朱老总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朱老总针锋相对：“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不能出尔反尔”，于是就有人开始起哄攻击朱老总，刘伯承看不下去，站出来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朱老总？于是攻击的矛头又转移到刘参谋长身上，长征的至暗时刻，两位开国元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危险。

而对于一方面军过来的其他干部，张国焘可就毫无顾忌了，此人的心狠手辣可谓是众所周知。比如开国上将、独臂将军彭绍辉之前是红3军团的名将，两大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30军参谋长，他对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路线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朱老总，想倾诉一下心声，结果信件不慎落入张国焘手中，立即被找去到总部“谈话”，彭绍辉刚一进屋就挨了打，并且被一支驳壳枪顶在胸前，被质问：“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对张主席”？

（开国中将曹里怀）


朱德此时恰好赶到，眼见彭绍辉危在旦夕，一把就将驳壳枪夺了下来，大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争论，应该允许同志讲话，这样谈话怎么行”？一边大声阻止一边对彭绍辉使眼色说：“你回去吧”，大约张国焘也感觉做过火了，没有加以阻拦，彭绍辉就这样被朱老总在枪口下救了出来，安全回到了部队，堪称千钧一发死里逃生。

而时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长曹里怀，原是红5军团的参谋长，一段时间后，他在机要科获知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就高兴地分享给盼望北上的几个老战友们，张国焘发现后立即把他抓了起来，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以曹里怀“泄露军事机密”为由准备严加惩处。朱德知道张国焘动了杀心，就站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够不上反革命，他这个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

在朱老总的坚决反对下，张国焘一时语塞，只能放弃杀害曹里怀的念头，但是仍然编造罪名把他下放到四方面军随营学校当教员，曹里怀由此也是死里逃生。他后来是东北野战军王牌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第38军副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开国少将欧阳毅）


在部队南下期间，张国焘派人抓了红5军的20多名掉队人员，非说他们是有组织的“叛逃”，而这个罪名的下场肯定是集体枪杀，开国少将、红5军保卫局长欧阳毅急忙站出来证明说，这些战士都是零星掉队人员，根本不是一个作战单位的，怎么可能是有组织的“叛逃”？于是张国焘的手下硬说欧阳毅是“假革命”，掏出枪来就对准了他。朱德闻讯赶到，利用自己总司令的权威救下了欧阳毅，还让掉队的20多个战士也回到了红5军。

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若非朱德不顾危险多次出面保护，很多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可能遭遇毒手，那损失就大了。包括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朱老总同样能够坦诚相待，接触时间久了，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也让大家纷纷为之折服，甚至包括许多之前不明真相的同志，为维护团结和抵制错误路线，做出了巨大贡献，“红军之父”的美誉实质名归。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


六、红军三大主力历经曲折终于会师。

在红军长征进入川境的早期，四川军阀部队之所以没有·“玩命”，一方面是深谙蒋系对西南地区实力派的险恶用心，黔军王家烈是前车之鉴，桂军和滇军也有成例在先，所以是“送客式”的追击，当然不卖全力。另一方面，红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仍然是川康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威胁到四川军阀的核心统治区，比如重庆和成都等等。然而四方面军从阿坝南下以后，直接扑向了川西平原，张国焘还喊出了“打进成都吃大米”的口号，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为了保住老巢，四川大小军阀第一次联合起来与红军拼命作战，在中央军的协助下实施凶猛的反扑，于是有了著名的“百丈关战役”，尽管四方面军予敌重大杀伤，但终归是敌强我弱，在20多万川军的进攻下，四方面军不仅没有打开局面，而且自身的损失也颇为巨大，从80000余人锐减到40000余人，士气也逐渐低落。

事实已经证明，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对南下政策逐渐失望起来，甚至张国焘本人也开始消极。

（红1师师长陈赓）


而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也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这就是张国焘处于内忧外困的尴尬局面下，在政治上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不得已对朱德和刘伯承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朱老总开始认识到“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期间四方面军又与二方面军实现会师，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劝说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所谓“临时中央”，并且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从而使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成为可能。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朱德心情十分激动，跟前来迎接的红1师师长陈赓握着手说着说着已然热泪盈眶，还特意跟远在几十里外的红2师政委肖华通了电话，一口气打了半个钟头，多年以后朱老总还深情地回忆到：“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确实，从南下再到北上，朱德随四方面军主力三过草地，行程比中央红军多了一万余里，而且其中的艰险曲折堪称一言难尽。

主席在评价朱老总这一特殊时期的工作时，曾经不吝赞美之词：“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很多人认为，最后的这十个字，是对朱德元帅整个革命生涯的最完美的概括和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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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北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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