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牺牲后留下5个子女，他们命运如何？长子官至正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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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岁“生日”，既是百年风雨，百年沧桑的百年，又是波澜壮阔，无比辉煌的百年，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致敬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

没有李大钊，中国现在可能就是另一个光景，他因为革命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他的就义细节是怎样的？他的五个子女命运又如何呢？

1889年10月，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一个贫苦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全靠祖父艰难地将他一手带大。

1899年，李大钊与赵纫兰结为夫妻，赵纫兰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不断鼓励李大钊参加各种考试，全力支持李大钊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学，千方百计地筹措学杂费，最终，李大钊也不负她望，考上了日本早稻田大学。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结识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贫苦劳工，对中国社会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也积极投身于此。

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多次邀请来到北京大学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不久，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他受蔡元培所托，负责管理北大图书馆。随后，陈独秀邀请李大钊，周树人（鲁迅），钱玄同等人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担任同人编辑。

也就是在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认为俄国爆发的这次革命和之前的法国革命都是影响未来世界文明走向的一次大革命，但俄国革命是立足于20世纪初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

为此，他亲手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向中国大力宣扬十月革命，认为只有走俄国式的道路，中国社会才有救。可以说，李大钊是最早接触共产主义，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为了营救被北洋军阀抓捕的学生，他们起草并印刷了大量的《北京市民宣言》。

该宣言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条：

    （1）市民必须有绝对言论自由权和集会游行权。

    （2）与日本进行交涉，不得放弃山东省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取消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两次密约。

    （3）坚决取缔警备司令和步军统领两个部门。

    （4）市民有权组织北京保安队。

    （5）免除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等人职务，并不得在北京停留。

最后宣言还提到：

    “我方市民始终希望用和平方式达到目的。如果政府不愿意以和平方式处理此事，完全不考虑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工人、学生、商人等群体，只能采取非和平方式，来对整个社会加以改造。我们特在此通知你们，希望能得到各方的理解与支持。”

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等地散发该宣言时被北洋政府逮捕，在李大钊等亲友的帮助下，在监狱里待了3个月的陈独秀重获自由。但由于陈独秀本人的行动较为激进，北洋军阀对他的日常行为很不放心，所以时刻派人盯着他。

众人为了保护陈独秀的安危，决定送他离开北京，此时，李大钊挺身而出，冒着危险护送陈独秀出城。

1920年2月，北京城遭遇极寒天气，外面是天寒地冻，一辆马车成功混过北京城门的侍卫盘查，缓缓地出了城，车上坐的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人，他们在马车里激情谈论着两人未来的计划，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筹备早期的党组织，这既是后人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1年7月23日，是中国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给当时处于无尽灾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曙光，也给当时黑暗混沌的旧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出席一大会议的共有13人，包括毛泽东，董必武，刘仁静，邓恩铭等13人。但唯独缺少了作为中共早期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人，这是为何？

先从陈独秀说起，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示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的代表出席党的一大会议。

但当时的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的职务，在争取一笔资金用以破旧不堪的校舍，而此事又是他全权负责的，他一旦甩手不干，这事可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实在脱不开身去上海参加会议。

他只能委托陈公博和包惠僧两名广东代表前往，并顺便带去他为一大会议提出的组织与政策发展的四点意见。

而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会议的说法有好几种：

第一种是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职务，正值北大学年结束之时，学校的事务繁忙，他未能脱身前往上海出席会议。

第二种说法则是他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由于他本人是该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核心人物，所以未去上海参加会议。

最后一种说法是李大钊先生在主持北大教师索要薪资的工作，（欠薪已达十月之久）只能委托刘仁静和张国焘作为北京代表出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而李大钊没有任何职位，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身份，人们会始终记住他所做的一系列贡献，是他第一个宣扬马克思主义，让国人将视线转移到俄国，为中国谋得新出路。

1924年，李大钊参加了在苏联举行的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李大钊在现场进行了激情演讲，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关于李大钊生前的影像资料。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于工人群体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而另一面中共的力量稍显弱小，马林不断游说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希望能促成国共合作，早一点打倒国内的众多军阀。

在经过一系列曲折的事件后，孙中山定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23年，李大钊到上海与孙中山多次见面，商讨国共合作的事，最后决定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中共在政治，组织上仍保有独立性，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两党合作，建成革命军队，促成国家统一。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会议上，李大钊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在北方领导“五卅（sà）爱国运动”，配合国共两党的北伐运动，这段时期，李大钊的声望达到顶峰。

但是危险也随之而至。

1926年，张作霖进了北京城，这对在北方地区担当反军阀先锋的李大钊来说，危险至极。对于张作霖的为人，北京城不管是先进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知晓的。

李大钊在新青年编辑部的同事沈尹默就曾告诫过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你一定要告诉你父亲，张作霖这人杀人杀急了眼，谁也拦不住的，一定要小心！”

李葆华回到家后就向他父亲原封不动地转述了沈尹默的话，赵纫兰也在旁边苦口婆心地劝李大钊暂时离京避避风头，可李大钊却连连摇头，说道：“我和你们说过了，我一离开北京，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怎么完成？”

为了保护好我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机构，在苏联一些同志的帮助下，李大钊将我党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的旧军营内，张作霖进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抓住李大钊，以解李大钊策反自己部下的恶气。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人闯进苏联大使馆，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了李大钊在内的几十名革命者，李大钊自知落入张作霖之手，必死无疑，就在狱中写下2700余字关于中国革命事业的《狱中自述》，每一条每一款都写得极为详细，全然不提自己的家人朋友。

而敌人通过威胁恐吓的手段始终未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敌人想尽办法都不能找到致李大钊于死地的罪证，只能向外界宣布：“李无确证！”

李大钊被捕后，不仅是北京的人员，全国范围内的先进知识分子都集会向张作霖施压，全国的媒体行业也在全国制造舆论压力迫使张作霖释放李大钊及其妻女，面对举国讨伐之声，张作霖迟疑了，迟迟不肯下决断。

然而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一些先进分子。为了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他给张作霖秘密发送了一份电报：

    “前方既宣称杀共，后方捕获共党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

就是这句话，让张作霖下定决心必须处死包括李大钊在内的20多名共产党人。

1927年4月23日，张作霖在苦想多日之后，终于想到一个方法来“名正言顺”地处死李大钊，他竟然将身为平民的李大钊送往军事法庭判决，其罪名为“勾结国外敌对分子或意图煽动蛊惑内乱及紊乱国家宪兵罪”。

4月28日中午，奉系军阀不敢公开审判李大钊，只能偷偷地躲在客厅里对李大钊等人宣判死刑，而可笑的是审判长何丰林根本就不懂法律，几十名共产党员的审判过程全程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此草菅人命的做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算是首例了吧！

下午1时，李大钊等人前往京师看守所，进入看守所后，映入眼帘的是段祺瑞从欧洲进口的新款绞刑架，中国自古以来就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给人行刑，用这样一个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的绞刑架杀害一群一心为国，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战士们，这是“人吃人”时代的悲哀！

李大钊先生虽然全身上下被敌人折磨得伤痕累累，但在行刑前，他剃了头发，身着黑色棉衣，没有佩戴眼镜，张大双眼，面带微笑，坚定地站在行刑架前留下了人生最后一张照片，这让本想看着李大钊出丑的奉系军阀失望了。

随后敌人将他带上绞刑架，为了给李大钊带来更大的痛苦，敌人先后绞了他三次，李大钊在此经历了20多分钟的折磨，是平常人时间的2倍多，在第二次绞刑后，李大钊眼前凸出已经非常明显，嘴巴，鼻子已经出血，他发出嘶哑的声音：“力求速办！”

这也是这位革命先烈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震撼人心，荡魂摄魄。

由于当时的国内时局复杂，直到1933年李大钊的公祭仪式才正式举行，葬礼现场共来了700余人，送葬的人群沿着大街缓缓行进，众人高唱起“国际歌”为李大钊送上最后一程。

李大钊就这样被施以绞刑处死，那他的子女命运如何？

李大钊一家世代忠良，李大钊和赵纫兰共育有5个孩子（早亡的几个没算），长子李葆华出生于1909年，他从小就深受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6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在各种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充当先锋。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在段祺瑞政府大楼前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示威游行，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没成想这样一场爱国游行却遭到段祺瑞派出的军队残酷镇压，有40多名先进知识分子命丧当场，其中李大钊被打伤。

此事引起李葆华的强烈愤慨，激起了他的爱国斗志，从此正式追随他的父亲参加革命斗争，李大钊将工作转移到“地下”，李葆华当他的联络员，并且监测那些军阀的动态，转移一些革命者。

张作霖派人进入苏联大使馆时，将李大钊和赵纫兰，李星华（李大钊长女）一并抓捕到监狱，而李葆华当时有任务在身不在场，躲过一劫，在得知李大钊等人被捕后，沈尹默和周作人就将李葆华转移到周作人家中。

自此，李葆华就整日待在周作人家中，寸步不出庭院，他每天只能从报纸上了解自己父亲的消息。当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怕李葆华一时接受不了这个噩耗，不敢口头告诉他，只能递给他一张报纸，谁知李葆华看了后异常的冷静，放下报纸，就一句话也没说走到庭院一个人沉思去了。

因为他自从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后，就知道革命是会流血，牺牲的，父亲早就知道这一点还毅然决然地选择这条路，自己也必将继承父志。

后来众人担心李葆华的安危，让他化名杨震，携带着蔡元培开出的证明留学日本，1928年他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学习期间他脑海中不断回想起这是他父亲梦开始的地方。

父亲就是在这里写下著名的《青春》一文，他一生都致力于革命事业，自己不能拖他后腿，也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也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民族。

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他放弃学业回到了中国，化名赵振声在北京，上海等地参加反日爱国斗争，他不惧生死，在14年的抗战中，李葆华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重用，担任过多种职务，出任过省委党校校长，中共晋察冀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而在解放战争中又担任中共北岳区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官至正部级。

他的前半生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很大，讲究言传身教，在任职期间也一直是廉洁朴素。2005年2月19日，李葆华因病去世，人们在悲痛的同时也不禁为他这传奇的人生而点赞，我们会铭记住他的贡献。

李星华是李大钊的长女，当年她和她的父亲，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抓进监狱，受到各种非人道的对待，虽然最后她和母亲都免过一死出了监狱，但在她第二天出来时得知父亲英勇就义的消息时，不免痛苦万分。

李大钊被杀害后，奉系军阀催促赵纫兰和李星华限时离开北京，当时赵纫兰承受不了丈夫去世的打击，悲痛气绝数次，最后病情越来越重，直至卧床不起，李星华只得辍学在家照顾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

1931年，赵纫兰不忍心看到李星华为了照顾自己而荒废了学业，遂让她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到北京上学，她再次回到故地，只是这里再也没有父亲了，她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感到悲愤，希望通过念书改变未来。

第二年，她进入中法大学高中部学习，生活艰苦，但是在她父亲的亲朋好友的接济和自己半工半读的努力下，得到了一些生活费。

同时，她参加了一系列反帝同盟运动，成为了一名合格党员，在地下情报处工作，她的任务是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并营救一下被捕的同志，这次，她终于和父亲，哥哥站在一条战线上了。但是在一次营救我党同志的行动中，李星华被捕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3年，她将母亲接来北京准备给父亲举行公葬，在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安排下，李星华和众人将李大钊安葬着香山的万安公墓，没成想，身体本来就不好的赵纫兰在参加公葬以后因伤心过度，最后“油尽灯枯。”

1940年以后，李星华经过多轮辗转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她开始执教生涯。1956年，国家在稳定发展以后，他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创造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给无数读者树立了李大钊生前光辉形象，这是一笔异常宝贵的精神“聚宝盆。”

1979年11月27日，李星华病逝。

李大钊的次子是李光华，他4岁就丧父，10岁丧母，他基本上是在李星华和党组织的照顾下长大的，他16岁参加革命，在革命中和他的父亲，兄姐一样顽强拼搏，不怕牺牲，奋战在第一线，他曾担任他家乡的宣传部部长，中科院电子所党委书记等职务。

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出生于五四运动时期，她曾经在家乡任教，后来在时局稳定后到冀东建国学院培养学员。

作为李大钊最小的孩子李欣华，他出生于1926年，也就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她从小在延安长大，她和几个姐姐一样热爱教育事业，他脑海中回想起大哥李葆华的教诲，要心系人民，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事业。

同时，他对李葆华在门头沟的种种经历记忆犹新，所以他放弃了在北京城机关和名校的工作，主动向上级请求来到门头沟去任教，对于当地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

最后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的其中一个孙子-李宏塔，他今年荣获“七一勋章”，是李葆华的儿子，李葆华时常向他讲述祖父的光辉事迹，这也促使李宏塔从小就树立了为国效力，砥砺前行的人生目标。

他曾当过兵，在那段激情拼搏的岁月，他什么活都揽下来自己干，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在部队的几年，他获奖无数。

等他退伍的时候，在一家技术落后的化工厂当普通工人，在工作时有很强的腐蚀性气体，他也毫不退缩，积极工作，没过多久就成了厂里的骨干。

1973年他进了合肥工业大学进行深造，等他毕业后回到原单位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由于作风好，工作能力强，他一步步被提拔，直至成为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当人问他为何选择这个岗位时，他说：“民政厅是最接地气的单位，我喜欢干实事，就想直接为老百姓做事！”

可以看出，正是李宏塔的父亲的言传身教的作风，才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李宏塔的一生，他始终保持初心，对党忠诚， 作风干净利落，深居简出，只干实事！

在这样的一个革命世家，他无愧于获得“七一勋章！”

不管是李大钊这位为党为人民而牺牲的革命先烈，还是他的后代，他们的优良作风都值得我们学习，英雄家风世代相传，最后，我再次向伟大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同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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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古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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