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泽东观看歌剧《长征》后提出：我毛泽东，不能当菩萨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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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初，在北京的人民艺术剧院，一部三幕九场的歌剧《长征》终于举行了盛大的公演仪式，在这一刻，这部历时几年最终创作完成的歌剧，终于和所有人见面了。

在当时，这部歌剧《长征》所聚集起来的导演、作曲和演员，都是各自行业内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刚刚在剧院公演没多久，这部歌剧《长征》就在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巨大轰动，同时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社会各界的反响都非常热烈。

反响热烈的最突出的表现有两个，其一就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多位我们熟知的领导人，他们都先后观看过这部歌剧《长征》，其中有些领导人甚至反复观看过好几次。

其二就是，这部歌剧《长征》从1951年8月初举行公演仪式开始，为了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强烈的观看欲望，演出这部歌剧的这些演员，他们不辞劳苦地连续演了五六十场，时间持续了两三个月，在每一场演出的过程中，剧院里都坐满了人，有些观众甚至会站在过道和一些角落里观看，总之，这部歌剧《长征》广受好评。

最终，这部歌剧《长征》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之后，这部歌剧《长征》被高度评价为：在毛泽东的诗词以外，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当然，这部歌剧《长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和它幕后创作者的精巧构思和不懈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那么，这部深受好评的持续演出了几个月的歌剧《长征》，它的作者是谁呢？

她就是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文艺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我党的老一代著名戏剧家和作家——李伯钊，对了，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杨尚昆的夫人。

随着演出时间的继续延长，很多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包括毛主席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了这部歌剧《长征》。毛主席在看完之后，还专门把他的感受讲给了女儿，随后，毛主席的女儿就将父亲的意见传达给了李伯钊。在这个意见中，毛泽东说道：“不能当菩萨拜！”

对于这部大家都说好的歌剧《长征》，只有毛主席提意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毛主席不喜欢吗？难道毛主席认为它没有传达出真正的长征精神，没有最好地表现出红军战士们的精神面貌？朋友们不要着急，请接着往下看。

1911年3月，李伯钊出生在重庆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母亲的影响下，李伯钊从小就对文学和艺术十分感兴趣，很早的时候，她在文艺方面的天赋就显现出来了。

在当时，小小年纪的李伯钊，她常常会跌跌撞撞地跑进家里的书房，虽然那个时候的她一个字都还不认识，但是她却经常模范着母亲读书的动作，然后自己也随手拿起一本书开始看。

似乎每一个在日后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人，他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会早早地展现出一些和寻常小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似乎，李伯钊幼年时期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热爱，正在一步步引导着她走向最终的那个目标——成为一名卓越的戏剧家和作家。

李伯钊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在这段时间里，进步青年萧楚女和张闻天这些人正好是她的老师，因此，李伯钊深深地受到了革命进步思想的感召和启发。

不久之后，当时一部反映妇女同志艰难生活的话剧开始筹备了，这部话剧的名字叫做《可怜闺里月》，随后，李伯钊主动报名，参加了这部话剧的演出。

1925年，李伯钊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后，她曾多次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在接到党组织的委派命令之后，李伯钊启程前往苏联，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李伯钊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也欣赏到了许多风格迥（jiǒng）异的文艺演出，同时还接触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等熟悉当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之后，李伯钊就积极参加到了一系列文娱活动之中。多年后，李伯钊再次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她说道：

    “当时广泛阅读到的大量文学名著，还有观看过的那些文艺演出，这些都为我日后从事文艺工作和戏剧创作，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1930年冬天，李伯钊离开苏联，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这之后，她一直在上海从事有关工人运动的工作。一年后，李伯钊顺利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刻开始，李伯钊的职业革命家生涯正式开始了。

1931年夏天，李伯钊离开上海，来到了闽西苏区，当时她担任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任彭杨军政学校的政治教员。

在这段时间里，李伯钊从事了一系列与戏剧活动有关的工作，不久之后，她和萧劲光、邓发等人一起，演出了沙可夫的话剧《明天》，演出之后的效果非常好，受到了闽西苏区广大军民的高度评价。

同年秋天，李伯钊来到了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之后，她担任了红军学校的政治教员，在这段时间里，李伯钊主要负责讲述社会发展史，李伯钊还通过红军俱乐部来开展宣传工作，她还教学员们唱了《国际歌》之类的很多革命歌曲。

具备初步的工作经验之后，李伯钊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授课方式，在她的课堂上，每次上课的时候，学员们都要先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才可以正式开始上课。

李伯钊的工作没进行多久，她的出色表现就被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看到了，随后，她就被聘请到列宁师范学校担任音乐老师了。

在这之后，李伯钊参加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庆祝晚会，在这次晚会上，李伯钊先后两次登上舞台，她表演了《最后的晚餐》和《农奴》这两个节目，这是红军时期最早的两出戏。

1931年11月，伴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了，不久之后，李伯钊就担任了《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和校对。

在当时的中央苏区，作为机关刊物的《红色中华》报，它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一块新闻阵地，也是在苏区广大军民心中受欢迎程度最高的一个宣传工具。

如果将当时中央苏区所有的革命事业，比作一个在前线奋勇杀敌的红军战士的话，那《红色中华》报就是战场上战士们冲锋之前的号角。

毛泽东经常会进到《红色中华》报的编辑部来查看一些消息。如果不太忙碌的话，毛泽东还会和当时编辑部里的李伯钊、周以栗、王观澜和杨尚昆等人，坐下来聚在一起聊聊家常。

通过这些聊天，毛泽东可以了解到《红色中华》报近期的发展情况，比如取得了哪些好成绩，又或者遇到了哪些困难，等等。

由于当时的《红色中华》报正处在创刊阶段，所以各项工作非常繁重。李伯钊负责的是编辑和校对工作，每一天之中，她都至少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四版的所有字数加在一起，差不多有12000多字了。

当时苏区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有时不得不熬夜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李伯钊他们就只能点着桐油灯开展工作，桐油灯的光线非常暗，所以大家只能紧紧凑在一起，在很小的一张桌子上进行工作。

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之下，面对这么大的工作量，李伯钊还是可以抽出时间，然后去基层进行采访和调查研究。

采访和调查结束之后，李伯钊会把自己得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写成文章，然后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最终，这些文章可以给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1932年6月下旬，为了迎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发行第一期60万元的“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发行的范围是整个中央苏区。苏维埃中央政府还规定，这次“革命战争”公债以半年时间为归还期限，在七月之内必须完成。

中央政府的这个规定刚一制定出来，李伯钊立即进行了推广宣传，她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怎样发动群众热烈的来购买“革命战争”公债？》。她当时强调道：

    “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注意施行这项工作的具体方法，否则容易出错，因为在苏区发行公债，这是第一次。只有从政治上去动员群众，才能使群众对苏维埃发行的公债有明确的认识，然后群众才能自动的、热烈的购买公债。”

除这篇文章之外，李伯钊还先后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见解独到、意义深远的文章，比如《关于征收税收问题的意见》，还有《纪念“三八”与妇女工作应有的变化》等。

在如此繁忙的政治工作之外，李伯钊还是会抽一些时间出来，放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在中央苏区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李伯钊创作和主演了众多舞蹈和戏剧节目，正因为如此，她在当时的中央苏区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宁都起义发生之后，党中央决定将原来的国民党孙连仲部第26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同时，党中央还派萧劲光和刘伯坚等同志来做这支红五军团的政治工作。

随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这支红五军团的政治宣传工作，李伯钊找到了钱壮飞和胡底，他们最终合作编写了一出戏，取名叫做《为谁牺牲》，他们三个人既是幕后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主要演员。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平常每一次的演出中，演员在舞台上站好之后，观众全部进场之后，只要大幕一拉开，台下马上就会有人带头鼓掌，随后会响起更热烈的掌声，而且还会有观众喊各种革命口号。

久而久之，演员们也习惯了这种模式，他们每一次都是在观众的掌声中登台表演的，台上台下的人全都热情高涨，最终的演出效果也会非常好。

这出《为谁牺牲》是以白军当时的受苦情形为主要内容的，非常适合当时的大环境，在创作编写的过程中，李伯钊投入了很多精力。可是，这出《为谁牺牲》最终上演的时候，她和钱壮飞、胡底几个人却傻眼了。

这出《为谁牺牲》的演出，完全违反了先前的模式。那天下午，红五军团的很多战士都大老远地赶来看节目了，大家迫切地等待着这出戏开场。终于在傍晚前后，这出《为谁牺牲》正式开始表演了。

让台上的李伯钊、钱壮飞和胡底三个人非常意外的是，这次大幕拉开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掌声。台下坐了那么多红五军团的战士，可是大家都很安静，现场鸦雀无声。

当时正好演到一个很重要的情节，李伯钊都有点心慌了，她在心里嘀咕道：“是这出戏没有编排好吗，为什么连一个鼓掌的人都没有？”不过，既然已经登上舞台了，那节目就必须表演下去，在这之后，三个人就强忍着内心的不安继续演出。

结果，开场五六分钟之后，红五军团的战士们开始被这出《为谁牺牲》吸引之后，现场立即爆发出了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久久不能停止。

偶尔掌声停下来了，人群中重新变得安静的时候，台上的李伯钊等人还能隐约听见哭声，一个人哭了，就有十多个人跟着哭。再后来，红五军团的战士们就开始一起喊口号了，他们当时喊道：“打倒蒋介石，我要当红军！”

第一场演出取得成功之后，这出《为谁牺牲》的大名就在整个红五军团传开了，战士们都非常想看这出戏。最终，这出戏先后在红五军团20000多名战士的好几个驻地里，每天三场地演出了好长一段时间。每一次演出都会有战士哭，哭过之后他们就一起喊道：“打倒蒋介石，我要当红军！”

1933年，李伯钊担任了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的局长。在这段时间里，李伯钊经常带领着剧团四处奔走，他们时常去往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也经常进入农村各地进行巡回演出。

最终，他们的剧团在苏区内外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很多节目都很受欢迎，观众们甚至连节目的名字和演员的名字，都能随口讲出来，而且讲得一字不差。

1934年10月，李伯钊将戏剧学校的工作交给瞿秋白之后，她跟着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过程中，李伯钊留下了一段非常传奇的三次过草地的经历。

1935年秋天，在当时，战士们遇到的最大的威胁有两个，其一是自身已经断掉的粮食供给，其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扰乱。那么，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呢？

一天，一片小土坡上躺着一个红军战士，他穿戴得非常整齐，简直就像特意整理过的一样，水壶也完好无损地挂在腰间。李伯钊经过那里的时候，她看到了这位红军战士，因为距离很远，也看不太清楚，李伯钊就以为这位战士只是累了，在躺着休息。

在过草地的过程中，如果一个战士掉队了，那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李伯钊就想叫醒这位战士。走过去之后，李伯钊喊道：“同志，别睡了，醒醒，起来继续走吧！”结果怎么叫也叫不醒，李伯钊凑近战士的脸仔细看了一下，战士的眼睛半睁半闭，李伯钊怎么可能叫得醒一个死去的人呢，在当时，疲惫和饥饿已经夺去这位战士的生命了。

那个时候，部队里战士们缓解饥饿唯一的办法，就是挖野菜，由于他们是在后边赶上来的，前面经过的部队已经把附近的野菜挖干净了，迫于无奈，他们就只好走很远的距离，专门到有野菜的地方去挖。

千辛万苦找来的野菜并不能直接吃，因为有些是有毒的，队伍中早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的红军战士年纪轻轻就牺牲了，只因为他不认识有毒的野菜，吃下去了，然后就牺牲了。

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李伯钊带领着宣传队四处奔走，最终采集到了各种各样很多野菜，他们自己先分清楚哪一种是可以吃的，哪一种是有毒的。之后，李伯钊就带领着宣传队，去教大家认识这些野菜，做了这一系列工作之后，红军队伍中就很少再发生误食有毒野菜的事情了。

长征过程中，李伯钊三次过草地的传奇而感人的事迹，是当时参加万里长征的所有女红军战士们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李伯钊这样的革命战士，中央主力红军才能在长征的历史上，留下如此灿烂辉煌的一页。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讲的那个话题，在当时，李伯钊花了好几年时间创作出来的这部歌剧《长征》，明明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毛主席看完之后，他为什么会专门提出“不能拿我当菩萨拜！”这个意见呢？

在当时，这部歌剧《长征》之所以能获得举国上下的一致好评，这和它自身的大胆突破、大胆创新是分不开的，具体是什么样的创新呢？

那就是，这部歌剧《长征》，不仅热情赞颂了中央红军队伍中伟大的长征精神，而且首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毛主席”这一艺术形象。当然了，肯定不是谁都能扮演毛主席的，在这部歌剧《长征》中，扮演毛泽东的人是李伯钊亲自挑选的，演员的名字叫于是之。

在当时，歌剧《长征》连着演出了五六十场，人民群众非常喜欢。尤其是每一次演到17位勇士一起抢渡大渡河的情节的时候，等舞台上的毛主席一出场，观众马上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掌声一起的，是人民群众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大家高呼道：“毛主席万岁！”

就是观众这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最终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那次，毛主席看完节目之后，他其实并没有对这部歌剧《长征》不满意，他只是觉得，长征过程中发生过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么多，创作者应该努力创作更多的作品和更多的人物出来，努力把他们都搬上舞台，而不是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结在他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

之后，毛主席就将自己的这些想法讲给了女儿，然后让女儿转达给李伯钊，毛主席当时这样说道：

    “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是，我毛泽东，不能当菩萨拜！党内有那么多的好同志，应当多写写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一个人怎么行呢？”

最终，毛主席的这些想法顺利地来到了李伯钊的耳边，这也对李伯钊之后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而且在当时，李伯钊自己也对这部歌剧《长征》不太满意，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将长征过程中的艰难险阻表现出来，于是，她就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她决定改写《长征》。

李伯钊和杨尚昆在1985年初，一起前往遵义城，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站在旧址面前，昔日的往事再次浮现在了李伯钊的面前，使得她感慨万分。最终，李伯钊决定在自己改写歌剧《长征》的时候，增加一场关于遵义会议的戏进去。

然而，从遵义城返回北京之后没过多久，李伯钊就彻底病倒了，最终，她在1985年4月17日与世长辞。

没能如愿改写歌剧《长征》，这似乎成了李伯钊生命中的一个遗憾，只是，这或许也是鞭策我们后来人的一种动力。他们没能完成的事业，总有后来人替他们去完成。

逝者已去，风骨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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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古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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