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区领导来到一餐馆，老板娘才知：结婚31年的丈夫是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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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聚集在成都老南门外。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帮人像是无组织的“流民”，但他们目标却非常明确，每个人都拿着手枪、木棒等武器，气势汹汹地冲向重庆银行办事处仓库。

面对这群暴徒，明明就在现场的警察与看守仓库的警卫却没有半点阻止的意思，他们毫不反抗地任由暴徒解除了自己的武装。

不久后，仓库的大门就被撞开，随之堆积在其中的大米毫无阻碍地就涌了出来。

周围看热闹的普通群众与已经饿了许久的灾民一拥而上，争抢这些从仓库涌出的大米，直到一批国民党宪兵与特务乘坐卡车赶来制止这场暴动，才中止了这场抢夺闹剧。

灾民争抢粮食，虽有错，但并非大错，实乃情有可原，谁叫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腐败无能，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然而，当国民党宪兵和特务抵达现场后，不明是非，对在场群众不作任何区分，便随意逮捕上百人，大多数是无辜群众，其中就包括《时事新刊》报社编辑朱亚凡。

这次“抢米事件”并没有这么简单就结束，无辜的朱亚凡明明没有参与抢米，在接受审讯后却依旧没有被放出来。

这一切，是因为他所在的《时事新刊》报社是我党授意创立的，早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惮。国民党特务们便以这次暴动为名头，抓捕了朱亚凡，之后更是指鹿为马，强行将罪责扣在我党的头上，并且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一天深夜，一群人敲响了“努力餐”饭馆的大门。他们不管自己是不是惊扰了别人的睡眠，大喊着“收电报”，逼迫里面的人打开大门。

店内休息的人很快醒了过来，学徒才把店门拉开一条缝，门外那群便衣特务就撞开门闯了进来，他们扣住大堂里几个小伙计，四处翻找搜索。

其中一个特务揪住了学徒的领口，大声喝问：“快说，你们老板在哪里！”学徒还没有回答，一个中年男人已经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面对这帮凶神恶煞的不速之客，表现得十分冷静，说：“我就是，你们有什么事？”

一个特务得意地挥了挥手中的信件，说：“车先生，请和我们走一趟，过几天就放你回来。”他这话说得好像很客气，但谁都听得出，老板这一去定是凶多吉少，估计再也回不来了。

究竟是什么人引得国民党反动派如此大动干戈？原来，他就是成都知名餐馆“努力餐”的老板，同时也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党员，他叫车耀先。

1894年8月，车耀先出生在四川大邑县的一个小商贩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只上了两年半的私塾，就为了生活辍学打工。家里的长辈没有其他谋生的办法，便于是让年幼的车耀先“子继父业”，当了一段时间的卖货郎。

14岁那年，车耀先在别人的介绍下来到了崇庆县城的“益盛荣”商号当学徒，在里头学了三年后，就留下来成为了正式的店员。车耀先工作的地方虽然是一家不算小的商号，但他依旧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那批劳动人员，无论是谁都能对他呼来喝去、任意欺凌。

少年的车耀先，因为贫穷的关系，早早就体会到了这个社会的畸形，他也清晰地意识到：不止是自己生活困苦，全中国的劳动人民也一样生活困苦，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要改变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旧社会。当然，他虽然意识到当时旧中国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但他没有什么文化，受到眼界的限制，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够推翻现在这个黑暗的世道。

然而，之后辛亥革命的成功却让车耀先看见了一丝希望，他放弃了父母眼中“不错”的店员工作，加入了川军，决定靠打仗改变自己和中国劳苦大众的命运。

尔后，车耀先凭借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很快从司务长一路晋升成为团长。在陕西镇巴县的一次战斗里，他奇迹般地坚守孤城整整21天，北洋政府为此特意授予他“文虎勋章”。

这时候的车耀先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前途无量的，但他心里却并不痛快，因为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从军的初衷——他要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名利富贵，而是要解救所有身陷苦难的中国百姓。

在加入川军前，车耀先以为川军可以给自己正确的方法，但当他亲身经历过军阀混战的黑暗后，明白依靠军阀是不可能解救得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自己必须得另外寻找一条道路。

在这段时间里，苦闷的车耀先结识了福音堂的牧师聂生明，二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单纯的车耀先生也因此接受了聂生明的基督教理念，将希望寄托于基督，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信徒。

1926年，四川军阀刘湘将自己麾下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当时正处国共第一次合作，革命军的队伍里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在与他们的密切接触中，车耀先接受到了共产党思想的熏陶，眼界逐渐开阔，思想也更加进步。

但好景不长，1927年，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逮捕并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

目睹这一惨剧的车耀先又是愤怒，又是失望，他终于彻底对军阀失去了信心，决定借参加“基督教东亚和会”的名义离开四川。

但披着宗教外衣的白种人同样没有给车耀先希望，他们嘴里说着基督教“圣洁、公义、爱人”的教义，实际上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人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拯救中国人民，而是要借助信仰的力量，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让他们变得温顺，变得不敢反抗。

可以说，车耀先之前所尝试的救国之法被再一次被验证是错误的了。但在多次失败后，一个思想愈加清晰、愈加坚定，在它的驱使下，车耀先毫不犹豫地迈上那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唯有共产党，唯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中国！

1929年，回到中国的车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了表达自己的志向，他写下了一首诗：“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后来的车耀先也像这首诗中所记述的那样，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中，他就像点燃一支蜡烛一样点燃自己，让革命思想的光芒唤醒沉浸在黑暗里的中国大地，哪怕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作为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的车耀先长期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为了方便地下党的联络，他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先在成都牌坊巷开了家名为“新的面店”的面食店，后来“新的面店”迁址后，在山桥南街重新开张，成为了“努力餐”餐馆。

“努力餐”这块招牌取自孙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年后餐馆迁到了祠堂街，车耀先更是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下联是“论实行三民主义，庶几，庶几！”

这副对联表明了车耀先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他一定要让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不必忍饥受冻。因此，店内除了提供价格昂贵的精致川菜，也出售一些廉价顶饱的大肉蒸饺与大众蒸碗饭，正是这些物美价廉的菜品，解决了当地许多劳动人民的吃饭问题。可以说，“努力餐”是真正做到了高档酒楼与大众快餐结合的饭馆。

而要是一些革命者来到店里，只要对招待的伙计说出“来一菜一汤”这句暗号，餐馆就会免费供应饭食。这些食物帮助了很多生活困难的革命者，让他们至少不用为基本生活条件而发愁。比如1930年10月，参与策划“广汉兵变”失利的车耀先就收留了一批撤退到成都的革命同志们，那些人暂时躲藏在“努力餐”的楼上，靠这家餐馆解决了他们日常吃住问题。

魏传统在1985年为了怀念车耀先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写过一首诗回忆那段在“努力餐”里的生活：“四川军阀割据热，广汉兵变震云天，西窗瞭望锦城血，幸有当年努力餐。”

“努力餐”在车耀先的苦心经营下，生意越来越红火。他除了将挣到的钱作为革命活动的资金上交组织外，也将餐馆作为地下党员的联络站和上层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中共领导人吴玉章、邓颖超等都曾经来过这家店与车耀先见面。

“九一八”事变后，车耀先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从此无法再兼顾店铺的生意，于是“努力餐”的实际经营者也就变成了他的夫人黄三姑娘。

黄三姑娘也是一个小商贩，家里的小铺子与“益盛荣”刚好对门，两个人就这样日久生情，在1918年的冬天结婚了。

按照旧社会的规矩，受到封建礼教压迫的姑娘除了要裹小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有，结婚后外人要想称呼她，就在本姓前面直接加夫家的姓，黄三姑娘被周围的人喊作“车黄氏”。

车耀先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妻子的身上，他为妻子取了个正式的大名车黄体先，并且支持她放脚。为了让黄三姑娘明事理，不再受腐朽思想的愚弄，车耀先还特地送她去妇女学习班学习，念了一年多的书。当重男轻女的车母因为黄三姑娘连续生下四个女儿而大发雷霆的时候，一向孝顺的车耀先也挺身而出，坚决地拒绝了母亲为他纳妾的提议。

黄三姑娘没有辜负车耀先的期望，她虽然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丈夫就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丈夫做的都是什么事情，但她给了丈夫全部的信任。在车耀先转交餐馆的经营权后，黄三姑娘除了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剩下的时间都扑在了“努力餐”上，让车耀先没有后顾之忧。

1937年，车耀先用餐馆里的两间屋子作为编辑部的办公室，创办了《大声》周刊。在这周刊上，他先后发表了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对时局的八项主张以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通电。

而他自己在完成作为社长和编辑的工作之余，还亲自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表在周刊上。在文章里，车耀先以朴实生动的笔墨，揭露了亲日派为了自身利益、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丑恶嘴脸，向民众宣传抗日爱国思想，鲜明地举起了反对内战的旗帜。

可惜的是，《大声》周刊只出到了第十三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了延续这本刊物。车耀先用谐音另取了一个名字《大生》，继续报道我党的情况。然而，不幸的是，报刊发行五期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但权势永远不能压住革命者的呼声，《大生》之后，还有《图存》，车耀先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用这些周刊向社会各阶层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7年12月，在《图存》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取缔后，《大声》的复刊面世，里面刊登有《谨防离间与妥协》、《党争不停、武汉不保》等文章，车耀先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大力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片面抗战路线。

那时的车耀先是当时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以《大声》周刊为据点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猛烈的进攻。1937年的3月，包括《大声》在内的三十六个团体联合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车耀先又作为负责人之一成立了“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加入该后援会的成员后来多达一千人。

这些爱国青年们在“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的带领下，为四川的抗救亡运动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宝贵力量。

《大声》周刊前后总共发行了六十一期，国民党反动派恨得咬牙启齿，将创办刊物的车耀先视作共产党的喉舌，总想找个机会将车耀先铲除。

那时候，虽然车耀先一直谨慎地掩藏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国民党方面早就对他有所怀疑。为了掌握共产党的情况，敌人甚至特地挑选了一个和车耀先是同乡的特务监视“努力餐”，伺机探听情报。当特务拐弯抹角地询问车耀先有关共产党的情况时，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真实目的，然后缓缓地站了起来。

餐馆里所有食客都看向了车耀先，他一振手臂，慷慨陈词：“我抗日救国，只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难道我反抗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错的吗！如果我会因为爱国被关到牢里去，那就关吧，刚好我正觉得自己没什么时间看书呢！”

那个打探消息的特务面对情绪激昂的食客们，赶紧灰溜溜逃了。但敌人这一次受挫后非但没有收敛，威胁车耀先一家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那段时间里，“努力餐”常常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包裹，里面要么是子弹，要么是语句恶毒的恐吓信。

车耀先面对这些恐吓不为所动，也没有停下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坚定步伐，他想：敌人要是真想要了我的命，那就来吧！

1940年的一个雨夜，国民党反动派通过“抢米事件”构陷共产党，居心叵（pǒ）测，借机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其中就包括了罗世文与车耀先。

特务上门带走车耀先后，黄三姑娘带着几个孩子在家中等了好长时间，却没有半点消息传回来。她四处打听，甚至花钱请人写了一张状纸，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但国民党方面对关押车耀先一事矢（shǐ）口否认。

正在黄三姑娘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总算有个熟人上门，他说：“车耀先让我带个消息给你们，他恐怕一时半会是回不来的，希望你们照顾好自己，不要为他过于操心。”

黄三姑娘一听这话，就明白这件事已经没有转圜（huán）的余地，但她相信车耀先的清白，也相信自己的丈夫总有回来的一天。

于是黄三姑娘强行压下心中的悲痛，独自撑起丈夫留下的这家“努力餐”饭馆。而国民党的特务抓捕了车耀先还不满足，他们存心要搞垮“努力餐”这家店，隔三差五就找个借口上门捣乱，企图搞砸餐馆的生意。

黄三姑娘面对敌人一改之前的温柔，她站出来，带领餐馆里其他员工一起赶跑了闹事的特务们，最终成功地保下了餐馆，但车耀先的母亲却没能扛过儿子被逮捕的重大打击，被活活地气死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谈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17人的要求，这批人里就包括了车耀文。但没想到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动了歪脑筋，所谓“合作”只不过是他们的缓兵之计。于是面对共产党释放相关人员这一正当请求，国民党反动派睁着眼说瞎话，宣称车耀先在被关押的时候就已经病死了。

但车耀先怎么可能病死？他明明还好好地活着！

车耀先先是被关在了贵州息烽集中营，后来又被押送到了重庆渣滓洞监狱。这两个监狱的名字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红岩》描述的就是共产党人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渣滓洞监狱中的生活情况。

小萝卜头、江姐……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就是车耀先的“狱友”。

特务为了挖出共产党的消息，对车耀先进行了严刑拷打，但他们就算施展百般手段，最后也没能从车耀先口中得到半句有关我党的情报。不仅如此，车耀先哪怕身陷囹（líng）圄（yǔ），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与敌人作斗争，他和罗世文、韩子栋等人共同组织了监狱秘密党支部，领导被关押的难友们一起与凶残的敌人进行斗争。

车耀先因为学问好，在监狱里的职位是图书管理员，他常常借这个身份带来的便利，将报刊上刊载的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关的重要消息传递给狱友，以此告诉所有人：革命的胜利即将来临，大家只要坚持下去，不妥协、不放弃，就一定可以等到新中国的曙光。

从1940年到1946年，他在监狱里一共生活了六年。这六年里，车耀先呆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写下了长达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以及一部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自传》。这两本珍贵的手稿被他托人送到了黄三姑娘手中，黄三姑娘将它视若珍宝，一直妥善地保存着，直到解放之后才转交给了四川省博物馆代为保存。

而独自支撑着“努力餐”的黄三姑娘，只要是车耀先以前的朋友需要帮助，她就会不顾危险答应下来。哪怕她并不知道车耀先的真实身份，但她明白自己丈夫一定是在为伟大的事业而奉献，所以她一直尽可能地帮助与车耀先有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当时在成都的新华日报分馆因为报道的工作量巨大，而需要紧急招人扩租，他们想起了之前车耀先用来办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的那栋房子，于是找到了黄三姑娘提出租用房子的请求。而黄三姑娘哪怕知道要是将房子租出去很可能会惹来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依旧不讲价钱，将房子提供给了新华日报。

后来，黄三姑娘一边等待着车耀先，一边与地下党的同志保持来往。

1949年的12月，成都刚解放不久，一个人来到了“努力餐”餐馆看望黄三姑娘与车耀先的孩子们。那个人，就是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王维舟，他亲自带来了一本烈士证书，并且告诉了黄三姑娘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车耀先是奋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早在1946年8月，他就在松林坡戴笠停车场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

黄三姑娘听见这个消息后，崩溃地痛哭起来。

她在知道丈夫死讯的这一刻，才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王维舟在一旁也难以抑制自己悲痛的心情，他表示国家一定会好好照顾烈士的遗孀，每个月都会提供一笔抚恤金，但却被黄三姑娘拒绝了。

黄三姑娘知道自己丈夫要是在天之灵，一定不会愿意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时刻占用国家资金。所以她不仅辞谢了王维舟的好意，还将自己苦心经营的“努力餐”无偿交给了组织，而自己则用仅剩的存款在祠堂街买了一间小铺子，重新做回了年轻时那个打理自家杂货铺的小姑娘。

她坐在杂货铺子里，朝对门看过去，好像能够看见年轻的车耀先从店里走出来，因为看见她，所以乐呵呵地冲着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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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古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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