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郭勋祺奉命围剿红军,刘湘叮嘱:给红军活路,就是给自己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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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蒋介石集结百万大军,再次策划针对于红军的“围剿”行动。敌人来势汹汹,为保留革命火种,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进行战略转移,由此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自然不希望我党战略转移。见此情景,他就对刘湘的川军下达命令,让其立即派出精锐部队,对正在转移的红军实施堵截。
经过慎重考虑,刘湘决定让郭勋祺率领川军“围剿”红军。令人奇怪的是,临行前一天,刘湘突然秘密将郭勋祺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叮嘱道:给红军活路,就是给自己留活路。
这究竟是这么一回事,难道刘湘眼见非凡,一眼就看出我党将是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刘湘也算是一名有勇有谋的将领,他出生在一个武学世家,长辈们大多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耳濡目染之下,刘湘心中也有一个保家卫国的梦想。
少年时期,刘湘本想通过科举的方式为国效力,奈何时机不凑巧,还没等他准备好,清朝便取消了科举考试,仍不死心的刘湘只好曲线救国。
一段时间后,刘湘踏上了前往雅安考试的路途,之后顺利成为了四川陆军讲习所的一名学员。因为学习努力刻苦,毕业的他又成功被保送进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
几年时间中,通过不断学习积累,以及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刘湘的名号开始大放异彩。最后更是凭借辉煌的战绩,一步步坐上川军统帅的宝座。在他的带领下,川军开始在全国打响威名,一些军阀部队在开战前听到他们的名号,甚至直接就落荒而逃。
这种情况让疑心病很强的蒋介石很是不满,凭他的一贯作风就能看出,蒋介石从来只希望自己的嫡系部队做大做强,而其余势力一旦有了强大的趋势,他便会深深陷入到恐慌当中,害怕他们会威胁到自己。
因此,在川军逐渐壮大的这段时期,蒋介石一直在寻求缩减其兵力的办法,然而川军名义上也是国民党军,他不能像针对我党一样,光明正大地迫害我们。
然而,这次“围剿”红军的行动却给了一个蒋介石正大光明削弱川军的机会,让他们跟红军作战,这样既能达到削弱川军的目的,又能使他的“心腹大患”红军遭受损失,何乐而不为呢?
刘湘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立刻就明白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作为一个统帅,他怎会甘心就此受蒋介石摆布?左思右想下,他有了决断,如此,叮嘱郭勋祺作战思路的一幕就出现了。
1935年,蒋介石要求川军派遣三个师的兵力入黔“围剿”红军,刘湘接到消息后,立即就指派廖泽率部入黔“围剿”红军。然而蒋介石却依然不满,不久又下令刘湘再派二个师的兵力入黔参与“围剿”红军的战斗。不好直接回绝的刘湘就想到下属郭勋祺,决定让他率部入黔。
因为担心郭勋祺行事鲁莽,白白折损兵力,刘湘还特意让他来重庆,当面交代作战计划。
郭勋祺抵达左营街军部后,刘湘将他叫到办公室,关起门来密谈。谈话途中,刘湘语重心长地说道:“翼之,你一直在前线带兵打仗,军事经验充足,我是信得过的,不过在政治上,我就有点放不下心了,所以特地约你回来详谈,将计划告知你。首先,我想考验你一下,我们川军屹然不倒,靠的是什么?”
郭勋祺毫不犹豫地答道:“枪杆和队伍团结。”
刘湘点头,接着说道:“这两者固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本,但当前我们的本钱还很少,必须懂得审时度势,我明白告诉你,川军如今还在,是建立在蒋介石和共产党的矛盾冲突上面,一旦共产党消失了,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们遭殃了……给红军活路,就是给自己活路。”
说到激动之处,刘湘忍不住站起身来,边踱步边继续给郭勋祺分析局势:“红军接下来的行动,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渡过长江,和由通江、巴中南下的红军汇合在川中的富庶地带,休养生息,壮大队伍;二可能是途经四川地界,借路继续北上。
这两种情况,前者对我们存亡的威胁性很大,若是这样,我等豁出生命也得与红军决一死战。然而,这必定会使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我想朱毛都是亮家子,不会选这两败俱伤的方案。如今“赤化全川”的呼声很高,我等不得不做好相关准备。如若选得是第二种方案,则不会让我等遭受多大伤害,你们只要在红军后面虚张声势就行,千万不要上前堵截。”
郭勋祺是个明白人,当即就把刘湘这番话记在心里,并也在之后的战斗中严格遵照其指令。
1935年1月,郭勋祺奉命抵达贵州温水,尾随红军向良村进军。在习水一带接到上级消息,得知红军主力正在靠近赤水,必须尽快展开行动。
1935年1月28日拂晓时分,不知情况的彭德怀及红五军团董振堂决定在土城青杠坡与川军部队开战。战斗持续到10点左右,敌军仍没有崩盘的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包围网渐渐遭遇危机,中央领导人嗅到危险气息,朱德总司令亲上战场,投入最后兵力,陈赓干部团才再次站稳脚跟。傍晚,林彪得知消息前来支援,胶着的战局得以解开。随后,红军部队如同幽灵般消失于迷雾之中。
1935年1月30日,郭勋祺带队挺进土城县城,得到红军部队已放弃继续向四川进攻后,当即带兵返回赤水河对岸,以修整部队的名义,停止追击。
等到潘文华传来消息,指责他不作为后,他才不紧不慢地跟在红军身后,并一直保持着与红军相隔一日路程的距离。跨过高山,穿越险地,一旦发觉红军有朝四川进发的苗头,他就率队靠近,远离四川范围他便后退,就这样一路将红军护送至云南地界才返回驻地。
任务结束后,郭勋祺自觉圆满达成上级交代的使命,便高高兴兴地回归部队。蒋介石等人没能达成目的,在办公室气急败坏地捶桌子,而刘湘却认为郭勋祺此前的行动进行地非常不错,不顾蒋介石的极力反对,执意将他晋升为模范师师长。
然而,刘湘不知道的是,郭勋祺早就对红军示过好。
1912年,仅仅17岁的郭勋祺参加川军西征队,跟随所部进军西藏。
从进入到离开,郭勋祺在西藏呆了整整三年之久。川军进驻西藏期间,郭勋祺总会利用空余时间走访当地藏民,体会当地风土民情,长时间的相处也使他对西藏产生了浓浓的感情。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郭勋祺曾深情表示:“西藏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一座还未开发的宝地,等我退伍后,一定要做一名企业家,将当地的宝藏开发出来。”在当时就有如此超前的意识,足以看出郭勋祺思想的前卫性。
正因为如此,郭勋祺也能理解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以及主张,并不会像其他顽固派一样产生抵触心理。
郭勋祺回到家乡后,加入了由潘文华统率的川军部队,凭借骁勇善战的本领,一路升迁,先是连长,后是团长,最后更是成为潘文华的左膀右臂。
1921年,因为四川局势风云变幻,潘文华带队投靠了刘湘,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郭勋祺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被提拔为旅长。驻军于万县期间,通过四川将领陈孟熙的介绍,郭勋祺结识了他的弟弟——陈毅。
当时陈毅元帅还是一个默默无名之人,但凭借着莫名的默契,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至交好友。陈毅当时还只是刚刚自国外回到祖国,正试图在四川发展党组织支部,在两人的相谈中,郭勋祺受到他的影响,思想也开始有了些许转变。
1925年8月,郭勋祺还受邀参加过莲花池党部活动。活动期间,他结识了优秀党员杨闇(àn)公同志。当时,杨闇公和刘伯承等同志正在川军部队中谋划武装起义事宜,郭勋祺经常会参与他们组织的爱国活动。郭勋祺这样的举动,也让刘湘对郭勋祺的立场起了疑心。
1926年9月,不再信任郭勋祺的刘湘决定采取行动,他明面上把郭勋祺提拔成了副师长,实际上却趁机夺走了他手中的兵权。
后来,当我党发起泸顺起义时,郭勋祺虽没有兵权,却也一直在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给众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起义失败后,我党在四川的处境变得极为艰难起来。
1927年3月31日,趁我党开会期间,刘湘带兵闯进开会地点,对革命志士实施残忍屠杀。与会者大多都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师和学生,还未来得及反应,他们就被反动派残忍杀害。这就是三·三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刘湘仍未放弃对共产党员的迫害,继续全城搜寻共产党员。陈毅和杨闇公等人都在抓捕名单之中。朋友有难,郭勋祺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他将陈毅秘密藏于家中,当川军前来搜查时,又假借陈毅是自己表哥,救下了这位对我党至关重要的将领。之后,陈毅元帅临行前感激地说道:“您的恩情,他日必将相报!”
陈毅成功出逃,但杨闇公却没有这么幸运。在惨案发生时,郭勋祺找到杨闇公,劝诫他规避风头,等局势好转再出来继续活动。而杨闇公考虑到即将在武汉召开的革命活动还需要他去参加,便婉拒了郭勋祺的好意,不久后便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
反动派料到这种情况,早已在轮船上布好天罗地网,杨闇公刚一出现便遭到逮捕。面对反派者的威逼利诱,杨闇公大义凛然地喊话道:“就算你们砍下我的头颅,也无法动摇我的革命信仰,头可断,但我的志不可夺!”尔后,怒火中烧的敌人将杨闇公押送至浮图关秘密处决。
行刑前,杨闇公毫不慌乱,面对眼前的敌人,他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从容赴死。得知消息的郭勋祺既惊讶又沮丧,沮丧的是没能救下杨闇公,惊讶的是杨闇公对共产党的忠心,以及坚韧的品质。之后,随着大批共产党员离开四川,郭勋祺也就和我党断了联络。
1931年,郭勋祺被重新起用,担任川军21军第二独立旅旅长,并率部前往湖北参加“围剿”洪湖革命根据地。自此,郭勋祺开始与红军交战。
那么这位红军曾经的老朋友还会与我军有交集吗?他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情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决定一同抗击日寇。郭勋祺所在的模范师被改编为144师,郭勋祺任144师师长,率部赶赴前线抗日。
1937年11月25日,郭勋祺在太湖西岸的夹浦、金村一带遇日军第六师团。一见面,两军便开始了激烈的战斗。血色拼搏一直持续至27日,郭勋祺所在部队将数百名日本鬼子围堵在沙岭山沟之中。见到垂死挣扎的日本鬼子,郭勋祺直呼痛快,他兴奋喊道:今天要抓几名日本鬼子回去看看。说完,他就带领几个战士冲进日军指挥所。
日本鬼子自然不会就范,在郭勋祺冲锋期间,日本机枪一直在向众人扫射,在凶猛火力的狙击下,郭勋祺大腿受伤,即便已经血流不止,他也没有丝毫慌乱,仍在冲锋的最前线。勇猛的气势威震四方,战士们无不变得热血沸腾起来,跟着他冲锋陷阵。等到28日奉命将防线移至友军手中后,郭勋祺才同意住进医院,当时他的伤口已经感染化脓。
1938年春天,郭勋祺伤愈出院,晋升为五十军军长。郭沫若亲自前来相送,并赋诗一首:
“山河破碎不须忧,收复二京赖我辈。此去江南风景好,相逢应是在扬州。”
郭勋祺来到驻军点后,发现这边距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仅仅相隔50公里的距离。念起曾经情分,新四军一支队队长陈毅经常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同去看望他。
两人时常在一起呆上个三四天。在这段时间中,陈毅会与他谈论国内局势与抗战局势,还表示新四军之后进军敌后作战,需要通过他的防区,希望他能协助作战。得到消息后,他迅速通知南陵、繁昌的部队,给新四军大开绿灯,让我军部队得以顺利通过。
在他担任军长期间,五十军与新四军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
1938年4月,郭勋祺带队攻打驻扎于芜湖的日军116师,传信新四军要求配合。战斗结束后,作为答谢,他一次性拿出3万发子弹,1000套军装给予新四军;
他和新四军相互援助,炸毁了日军物资补给路线;
他邀请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来到五十军,给将士们讲解游击战术,在接到蒋介石的防共密电后,还大公无私地共享给新四军战士,提醒众人早做准备;
得知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计划北上后,他还亲自带兵相送,确保新四军的安全。
1939年2月中旬,美国驻华记者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将领夏育群的陪同下,前往五十军采访郭勋祺。当天,那位美国记者同郭勋祺交谈许久,郭勋祺也一直坦率地描述着自己对抗战的想法以及抱负。《史沫特莱文集》中提到:“那个夜晚令人永世难忘,我们一起促膝长谈,不像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也不像一个军人和一名百姓,倒像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两个朋友之间的谈天说地。我又一次感受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勇敢、见识超群的爱国将领。”
一段时间后,史沫特莱结束采访,并亲自写下一封信向五十军致谢,吴宝基前来为五十军战士拍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是郭勋祺的全身照,下面标注着“川军之骁将郭勋祺军长。”然而,郭勋祺对新四军的友好行为却让蒋介石感到十分不满。
1939年12月,蒋介石找了一个很可笑的借口,将郭勋祺革职查办。
被查办后,郭勋祺悲哀地说道:“我在前线为保卫国家奋勇作战,如今落入这般境地,难道共同抗日不是你蒋委员长提出的主张?难道打日本鬼子也是错误行动?国民政府彻底没救了!”
接到消息的史沫特莱都替他不值,说道:“郭军长遭受不公平待遇,就是因为他太进步了,他和许多青年军官一样,在战场上极力阻止50军将枪口从日寇身上,转移至新四军头上。”
不久后,震惊国内外的“皖南事变”发生,郭勋祺这才明白蒋介石将他撤职的真正意图。可以说,如果郭勋祺当时仍在军队任职的话,这起事件有很大概率不会发生。
然而世上却没有如果,郭勋祺在失去兵权后,便被送往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安排在军中担任闲职。直到1948年,才重新掌握兵权。当然,蒋介石突然起用他并未是良心发现,而是想让他辅佐康泽赶赴前线与人民解放军战斗。
康泽之前一直从事特务工作,在军事方面可谓是一窍不通,但他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一员,深受蒋介石信任。上文提到,蒋介石这个人只信任自己的嫡系,其余人能力再强也不会被重用,而嫡系下属即便资质再平庸,也能够被委以重任,例如康泽。
蒋介石也明白康泽就是个外行,便决定给他安排个得力下属,那个人就是郭勋祺。刚开始郭勋祺是非常不想去的。但是当时他的处境也容不得他不答应,再加上答应之后可以光明正大地接触之前的部队。于是,郭勋祺还是走马上任了。
可当时他们的对手是刘伯承元帅,如果康泽能够听郭勋祺的劝,所部或许还能够存活一段时间,但他却是个自大狂妄之人,结果只打了14天,所部便被人民解放军悉数歼灭或俘虏。郭勋祺开始以另一种形象和老朋友相见。
郭勋祺刚开始还是很忐忑的,但人民解放军却没有为难他。很快,刘伯承和陈毅便传信部队:郭勋祺是我们老朋友,请给他最高规格的待遇。
1948年8月,刘伯承安排人将他送至中原军区政治部。在这里,几人再度重逢。
这一天,众人聊起许多过往,最后,郭勋祺对两位元帅提出了入党请求,表示自愿返回四川,从事川军的策反工作。两人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并派出李根培前往协助。
不幸的是,在返回途中,他突然遭到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队的拦截,后被俘。一些时日后,他被押送至南京,被囚禁在中央医院。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才将其释放。通过这些事情,郭勋祺对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死心,他立即重返四川,在旧部中四处活动,劝说众人起义。
老上司的话语还是很有效的,在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川之前,郭勋祺就已经将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长官董宋珩以及第90军副军长陈华等人策反,并组建了一支四川人民保卫军,郭勋祺出任司令员。解放军抵达成都之前,郭勋祺就已经派人与成都守军签下“和平条约”,为我党和平解放成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建国后,郭勋祺先后出任川西行署委员、四川省体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代表等职务,一直尽心尽力地为新中国的发展添砖加瓦。可能是战争岁月给他留下太多伤疤,1959年12月28日,郭勋祺因病逝世。自此,一代骁将的人生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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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古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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