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蒋介石得知辽沈战役败局，立即下令：处决谢士炎，这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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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顺利攻下沈阳，辽沈战役以我党的胜利而告终，东北全境解放。

得知这一消息的国民党反动派都焦急地等待着蒋介石接下来的安排，但盛怒之下的蒋介石第一反应却不是部署接下来的应对之策，而是提起一桩一年多前的“案件”，他立即下令，立即处决在这次案件中“泄露军情”的涉案人员。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究竟是什么人让蒋介石这么念念不忘？

那个人就是曾经的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他的军衔并不低，看起来应该颇受器重，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让蒋介石如此震怒，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也要下令立即处决他？

谢士炎是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双江村厚堂冲人，谢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武将之家，这个大家族里，光从军官学校毕业的就有9人，而6人后来都成为了国民党的高级将官。

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谢士炎打小就立下了未来的志向，那就是参军入伍，保家卫国。1926年，他顺利地从白山高小毕业。同一年，也就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首次建立合作关系的两年后，北伐战争的序幕也就此揭开。

十几岁大的谢士炎站在人群中，和周围的民众一起欢迎北伐军。他听着激昂向上的《北伐军歌》，看着威武列阵的革命军队，心中革命的火种就此被点燃了。

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老百姓，让中国从此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怀抱这样梦想的谢士炎考进了国民党南京“军辎（zī）学校”，从此开启他为国征战的一生。

在学校里，谢士炎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军事知识，另一边，他深知语言的重要性，于是精修了俄英法三国语言。

几年后，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他考进了中央陆军大学，成为第十四期学生。

1937年，日本侵略者借卢沟桥事变，蛮横地闯入中国领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腔热血，无数优秀青年怀揣着保家卫国的心愿赶往战场，爱国学生、社会各阶层的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积极响应抗日救亡运动。

目睹国家陷入危难的谢士炎，这时候已经从陆军大学里毕业了，他毫不犹豫地奔赴战场，为打倒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而战斗。

后来，谢士炎凭借赫赫战功，一路晋升至陆军少将副参谋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常献奇策，引导国民党各部队与日寇作战，第三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因此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是“壮年有为，能文善武”的一员悍将。

在谢士炎于浙江出任第三战区第十六师的步兵团长时，他曾带领战士们与日本侵略军的一个旅团激战了整整两天两夜。在这场战斗中，他领兵歼敌两千多人，并且击毙了一个日军的旅团长，取得了重大胜利。

那时候他麾下的兵力，仅有一个团。

战斗过程中，谢士炎部主力被敌人冲散，而谢士炎也与自己的勤务兵谢新明一起被日寇大军团团包围。就在这背临大河、面迎强敌的危难时刻，谢士炎想出来了一个“怪招”：他将一条浴巾捆在腰上，然后让勤务兵抓住浴巾，自己则一个猛子扎进水中，游过了大河，从而顺利地突破了日军的包围圈。

但就是这么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在后来竟然不明不白地被蒋介石关进了军事监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贪婪丑陋的面孔便彻底暴露了出来。蒋介石手下的那批军统特务常常假借接收的名义，四处搜刮民财，半点不顾底层百姓的死活。

这显然与谢士炎心中的道义相悖（bèi），他愤怒之下当面批判了军统特务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并与之抗争，因此得罪了那些特务。

对那些人来说，谢士炎就是一块挡住他们财路的绊脚石，一定得找个由头除掉不可。

从前有以“莫须有”、“意欲罪”诬陷忠良的典故，而现在，军统特务直接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安到谢士炎的头上，说他“发接收大财”。

蒋介石恰恰是个偏听偏信的人，比起谢士炎，他当然更相信那帮被自己视为心腹的军统特务，于是查都不查，直接下达命令，撤去谢士炎的职位，将他关押进军事监狱。

幸运的是，谢士炎的为人，平时都被同事朋友们看在眼里，他们不忍心眼睁睁地让这样一个清正廉明的将领不明不白地受到惩处，于是想尽办法为他喊冤，最后甚至求到宋美龄面前。

宋美龄毕竟是蒋介石的夫人，有她出面求情，蒋介石没有过多为难，把谢士炎关了三个月就放了出来。不久后，孙连仲接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他和谢士炎以前就有很着深厚的交情，于是就将这名因被诬陷而暂时没法受到重用的好友安排为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的高参。

俗话说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办事稳妥、才能出众的谢士炎后来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一路晋升为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

虽然谢士炎的仕途通畅，但无缘无故被关进大牢里，他那颗“心”却早已经凉透了。

他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国民党的军队真的是一支为国为民的军队吗？他们的做派和旧社会的腐朽官员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换了个名号，老百姓在这群人的统治下，一样在受罪，一样在过苦日子，自己要追随的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吗？

谢士炎冷眼看着国民党内部的陈腐与杂乱，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在十一战区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唯一能和他说上话的，就是身为外事处副处长的陈融生。

陈融生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其父是大银行家陈光甫，而他自己不仅是黄埔生，还曾在美国留学，喝了一肚子洋墨水。

或许是因为有过留洋的经历，谢士炎总觉得陈融生的想法和周围人都不太一样。

两人结交时，陈融生经常送一些类似《新民主主义》、《论持久战》之类的进步书籍，其中他推荐的茅盾所著的《腐蚀》就引起了曾经遭受军统特务迫害的谢士炎的共情。

谢士炎一点一点接受了书中的进步思想，越来越觉得共产党就是自己一直以来想要追求的组织，但他同样也明白目前国民党内部局势复杂，稍微不慎，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于是在陈融生试探时，他没有泄露出半点自己的真实想法。

重庆谈判后，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却贼心不死，意欲撕毁协定，发起内战。

1946年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陈融生取得了一份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至关重要的情报，但这份情报并不是他挖空心思才弄来的，恰恰相反，他没费半点力气，就有一个人亲自将这份“大礼”送到了他的家中。

那个人，就是参与国民党进攻部署的谢士炎。

谢士炎深夜闯进陈融生的住处，手中握着的不是情报文件，而是一把左轮手枪。当时，陈融生正在床上为如何取得作战计划而发愁，谢士炎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脑袋。

谢士炎压着嗓子质问道：“说吧，你究竟是什么身份！”短短的一句话，陈融生并没有听出来谢士炎的声音，于是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脑子飞速地运转，在想：这个人是谁？是什么人派来的？难道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但陈融生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没有慌乱，而是镇定地回答：“我是十一战区外事处的副处长，陈融生。”他一面说，一面不顾压在自己太阳穴上的枪口，按亮了电灯。

那一刻，陈融生看清了谢士炎的面孔，差点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但他很快回过神来，故意用轻松的口吻说：“士炎兄，你这是怎么了，竟然和我开这种玩笑？”谢士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他死死地盯住陈融生，手指扣在扳机上，只要一用力，就能杀死眼前的好友。之后，谢士炎便问到“这可不是开玩笑，你先告诉我，你究竟是不是军统的人。”

陈融生看出谢士炎一定不是单纯地为了揭穿自己的身份而来，他过了一会才谨慎地给出答案：“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是军统的人。”

此话一出，谢士炎脸上的表情立刻轻松了很多，不再用枪指着陈融生。

“我看得出来，你是共产党。融生，我对你说实话，我需要立刻找到中共的组织，把手上这份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情报交给他们……”谢士炎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狠狠地咬住了牙齿，坚定地说：“如果我看错了你，我们就一起上黄泉路！”

陈融生听见这话，犹如久旱逢甘霖。在谢士炎来之前，他辗转反侧，想的就是用什么办法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把这份进攻情报弄到手。他动过求助谢士炎的念头，又担心打草惊蛇，现在情报竟然自动“送货上门”，可不是正顺了他的心意！

陈融生心中虽然大喜过望，但他又担心这是国民党的计谋，于是表面上依旧做出不为所动的样子，坚持说：“我不是共产党，而是国军的上校军官。”

这可急坏了谢士炎，他拧着眉想了一会，终于没再陪着陈融生你来我往进行试探，而是直接从身上掏出了几张纸，说：“融生兄，我只需要你帮我找到共产党的组织，送上情报，你放心，我宁死都不会连累你的。你可以看看，这份张家口进攻计划已经被孙连仲批准了，不超过十天，国民党军就会执行这份计划，我现在必须要把它送给共产党！”

他恳切地说道：“融生兄，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你应当知道怎么联系共产党那边，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眼光。”

此情此景，陈融生总算松了口：“我也只能试试看了。”达成共识的两人立刻改变装扮走出了招待所，谢士炎负责开车前往北平饭店，而陈融生则联系了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徐冰。

情报传递的过程非常顺利，办妥事情的陈融生和谢士炎回到招待所后，甚至开了一瓶白酒庆祝。而谢士炎后来又拟写了一份专门针对国民党军进攻的反攻作战方案，他通过陈融生将此方案转呈给了叶剑英与李克农，希望能够作为参考，帮助华北地区解放军实施作战。

这份方案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在回电时表达了对谢士炎的称赞，并且提醒他在做情报传递工作时一定要注意隐蔽和安全，像反攻作战方案这种东西以后还是不要写了。

因为谢士炎提供的情报，我党在应对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一战时取得了重大胜利，延安方面特地发了封电报给李克农，高度赞扬了他所领导的地下党情报工作：“从今春以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基础，也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情报传递过程中，贡献巨大的谢士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党的秘密情报员，他身为国民党的内部官员，这层身份就是他最好的助力，能够大大方便他在北平第十一战区展开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

而谢士炎果然也没有辜负组织寄予他的期望。

1947年2月，蒋介石提出向山东解放区与延安发起重点进攻，并且特地召开军事会议。老蒋并不傻，为了防止消息外泄，这种核心机密只许一部分人知道，而谢士炎与司令孙连仲都不在这部分人中。

谢士炎曾经尝试借自己与孙连仲的关系询问过情况，也只得到了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这条消息，而他一心想要掌握的进攻计划相关文件，连孙连仲这种级别的都不够资格看到。

谢士炎心里焦急，行为举止却非常稳当，他耐心地等候接触那份资料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一天，谢士炎从司令部知道了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的事，他分析后断定这次会议一定事关国民党军队突袭延安，于是直接借处理公事的机会前往会议召开地点洛川。

谢士炎并不是全无计划就过去的，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贾贵英和他早就认识，他俩在武汉时就有很深的交情，抗日战争时期，谢士炎更是救过贾贵英的性命。

谢士炎推测贾贵英十有八九能够接触到进攻延安的部署资料，但他知道贾贵英对国民党的忠心，不能策反，于是打算另想办法。

在洛川，贾贵英热情地招待了许久不见的谢士炎。

连续两天晚上，两人都在一起喝酒聊天。谢士炎和贾贵英说起往事，又询问他的近况，不留痕迹地套着他的话。而贾贵英对谢士炎果然半点防备都没有，大大咧咧地说出自己参与进攻延安，并且白天才参加完秘密军事会议这件事。谢士炎不再套话，故意一杯又一杯地劝酒，没过多久，贾贵英就醉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谢士炎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他通过两人的谈话推测，胡宗南的部队最近几天就会对延安发起进攻，这也意味着，他必须在今晚拿到进攻部署文件，然后传递给中共组织。

而谢士炎从一开始，就盯上了贾贵英的公文包。

一个人紧张一件东西，在他的言谈举止里是无法掩饰的。而贾贵英哪怕吃酒，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包离身，一直紧紧地抓在手上，说明里面一定有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谢士炎打开了包，果然在里面找到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他赶紧把上面的信息简明扼要地记录在纸上，然后将公文包原样摆了回去。

为了不让贾贵英怀疑资料有泄露的可能，谢士炎甚至一股脑喝下了剩下的所有酒，并且用手指抠喉咙，逼迫自己呕吐，作出烂醉如泥的模样倒在地上。

由于谢士炎的谨慎，贾贵英果然没有怀疑醉得一塌糊涂的他，有机会碰到自己的公文包，而谢士炎在第二天酒醒后，为了争取时间，他亲自前往西安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顺利将情报传出。

在谢士炎顺利传出情报的第二天，胡宗南将对延安发起进攻的消息就由延安电台播报出，谢士炎搜集到的这份情报，为我党策划反攻争取到了十分宝贵的时间。

就这样，谢士炎在进行地下工作半年多的时间后，向共产党正式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47年初，叶剑英和谢士炎见面。两人进行谈话后，叶剑英肯定了谢士炎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决心。

不久后，在叶剑英的亲自主持下，谢士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沉浸在多年夙愿终于实现的喜悦中的谢士炎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地逼近。

按理来说，谢士炎的出身在国民党内部可以说是“根正苗红”，而上司孙连仲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种双重保护下，谢士炎的潜伏甚至应该算是“完美无缺”，那他究竟是怎么暴露的呢？

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李政宣。

1947年9月，李政宣与助手孟良玉等人在京兆东街24号被军统特务抓捕，而贪生怕死的李政宣经受不住敌人的诱惑，背叛了组织与心中的理念，说出了中共在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地军事情报系统的许多重要线索与地下党的秘密情报。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难以相信自己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国民党”竟然已经千疮百孔，他愤怒地连续命令三声：“一律逮捕！一律逮捕！一律逮捕！”

得到命令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立即前往北平，亲自指挥这次搜捕行动。最后搜捕的结果几乎让蒋介石气昏了头，因为光是在北平被捕的地下党人员中，就有五名是第十一战区本部的将校级军官，其中就包括了身为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的谢士炎。

得知详细情况的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他狠狠地拍了下桌子，扯着嗓子吼：“你们全部都是饭桶！看看，共产党都已经钻到我们的上层军事机关了！甚至连主管作战的参谋处竟然都有他们的人，你说说，我们怎么可能不打败仗！”

蒋介石当然不会反思，为什么自己最后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于是在辽沈战役以国民党军的失败结束后，他第一反应就是处死狱中包括谢士炎在内的地下党员。

而谢士炎被捕入狱后，国民党特务尝试过从他嘴里打探出更多有关共产党的消息。负责审讯他的人，就是保密局北平站侦防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

谷正文虽然将谢士炎视为敌人，但也为他的高节清风而折服。晚年的谷正文在撰写回忆录时曾经记述过谢士炎回答自己提问的一件事。

谷正文问：“你身为国军将领，为什么要给共产党做事！”

谢士炎慷慨回答：

    “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里很多年了，也经历过很多阶层，因此，我是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但共产党不一样，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和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了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要用我国军少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这样坚决的态度，如此刚毅的陈词，敌人终于明白了，谢士炎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逼利诱，他拥有崇高的理想，并且愿意为理想献出自己的生命。

朝闻道，夕可死矣！

从谢士炎决意为了共产党潜伏开始，他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这种准备就包括身份暴露后面对严酷刑罚、甚至是面对死亡。

1948年11月19日，在蒋介石下令处决谢士炎等人不久后，谢士炎在军警的押送下，一步步走向了刑场。

负责执行的典狱长在谢士炎等五位同志的面容上没有看到一丝对死亡的惧怕，他们面对即将夺去自己性命的枪支，依旧昂首挺胸，放声痛斥国民党的罪恶行径。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谢士炎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只为革命理想而振臂高呼，连原本凶神恶煞的刽子手都被震慑，流露出惊恐的神情，好像被处决的人是他们自己。

这一天，谢士炎为了国家与人民壮烈牺牲，留下的只有裤袋里一张血迹斑斑的纸，上面写着一首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

    何况男儿失意时。

    多少头颅多少血，

    续成民主自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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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古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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