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为什么会有“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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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湖南宁乡人袁名曜考中进士，11年后他成为湖南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到任后就被书院弟子们邀请为书院大门题写对联。袁名曜提笔写下上联：“惟楚有材”。这句最早出自《左传》的话本来说的是楚国物材丰富。湖南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不过袁名曜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其实是说荆楚之地多人才。袁名曜写下这个上联之后就让门生们对下联。

最终湖南贡生张中阶对道：“于斯为盛”。这上下联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荆楚之地多人才，尤其是岳麓书院这里最富盛名。从此这幅对联就成为了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然而袁名曜、张中阶题写这幅对联时湖南并不是一个以出人才而著称的大省。这当然不是说湖南在此前的历史上就没出过人才，不过如果要与其他省份比起来可就显得相对可怜得多了。

地处内陆的湖南既不处于长江文明的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以来湖南就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湖南地处内陆且多崇山峻岭，因此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自古以来湖南的商业氛围就一直不太浓厚。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发达的状态下出门做生意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那些离乡背井的生意人往往需要靠和同乡同姓的帮扶才能立足。在这种背景下就自发形成了一系列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商帮。到了明清时代出现了按乡土地域划分的晋商、徽商、粤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细心的人可能已发现十大商帮中并没“湘商”。事实上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从黄河流域南移到了长江流域。

明清时期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享有相对更多的教育资源，所以历次科举考试中江浙籍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相比之下湖南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岁月中是长期和湖北混为一谈的。如今的湖南、湖北两省在先秦时期曾是楚国的疆域：楚国是中华人文鼻祖黄帝之孙颛顼是后裔。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指的就是楚人是颛顼的后代（颛顼是姬姓高阳氏）。

作为黄帝直系后裔的楚人说起来是根正苗红，然而楚人长期与南方山林中的蛮族杂居，所以中原诸侯一度颇为鄙视地称楚人为南蛮。正是这种长期被人鄙视的屈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楚人知耻后勇砥砺前行。楚人立国之初不过弹丸之地、国穷民弱、饱受歧视，然而一代又一代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终使楚国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七雄之中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

当时楚国的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如今整个长江流域几乎都是由楚人进行了最早的开拓。楚国是诸侯列国中最先称王的，也是最早确立郡县制度的。楚庄王还给后世留下了“问鼎中原”的典故。楚国在战国七雄中对塑造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影响之大可能仅次于秦国。

即使当楚国被秦国所灭之后楚人仍没低下他们不服输的头颅，所以后世才有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后来灭秦的项羽、刘邦果然就是楚人。楚人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今天湖南人的精气神。秦灭楚后在楚国故地设立了黔中、长沙、庐江等郡。今天湖南大部分地区在当时就属于黔中、长沙两郡管辖。秦朝的行政区划实行的是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秦的县由郡管辖，而郡则由中央直辖。

汉高祖刘邦在秦朝的郡县制基础上推行郡国并行制：一方面刘邦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另一方面汉朝中央政府在其直辖地区沿袭秦制设立郡县。汉武帝时期决定在全国各地设立负责监察地方官的刺史：汉武帝把全国设为十三个大区，向每个大区都派出名为“刺史”的官员。由此形成了司州、冀州、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交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13个州刺史部。

这其中的荆州刺史部辖区大体上是从现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往南一直延伸至两湖（湖北、湖南）全境。刺史的职责就是负责监察自己大区内的郡守等地方官：他们负责监视地方官的行为，但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所以这时由刺史所辖的各州其实是一种监察区，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到了东汉时期各州刺史的权力开始膨胀起来。

西汉时期的刺史只是监察各地的郡守等地方官，可到了东汉刺史开始直接管理郡守了。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各州刺史往往以州牧的名义管理地方财政、军事、民政等各种事务。现在我们去看《三国演义》中提到的什么荆州牧、益州牧、冀州牧、幽州牧之类的头衔指的就是这个。这样由刺史所管理的州实际上就成为了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如今的湖南、湖北都属于汉代十三州中的荆州。

如果要把汉末三国时期的州这种行政区与我们今天的行政区进行类比，那么州的级别就等同于我们今天的省级行政区。由此可见如今的湖南、湖北在当时其实是属于同一个省级行政区。湖南、湖北同属一省这种格局从汉末三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初期。湖南在元代、明代以及清初一直是和湖北一同组成湖广行省。由今天的湖南、湖北两省组成的湖广行省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显然是一个大省。

然而也正因为湖广行省的面积实在是太过于庞大，所以导致省会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很难带动全省。长期以来湖广行省以长江、洞庭湖一线为界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发展不均衡现象：湖广行省的北部（今天的湖北省）开发相对较早，所以三国时期的隆中对等故事都是发生在今天的湖北境内；相比之下湖广行省的南部（今天的湖南省）在当时发展得就要相对滞后一些。

蜿蜒而过的长江正好把湖广行省分成了一南一北两块区域：北部区域有着长江、汉江、云梦泽构成的河湖水网；南部区域也有湘江、沅江、资江、澧水构成的纵横水系。由此可见湖广行省其实是被河湖水系分成两大自然地理区域的。湖广行省在当时尽管是一个省，可实际上就相当于两个省的体量。因此从明代起就有人提议将湖广行省划分为一南一北两个省。

这一设想直到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才正式付诸实施。湖南、湖北分省以后湖南的教育资源一度相当稀缺，以致于湖南建省之后湖南举子仍需前往湖北武昌参加考试。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才终于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乡试。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状态下湖南考生中进士者也不会太多。就在岳麓书院的对联挂出来时袁名曜的好友、湖南安化人陶澍正在国史馆参与编纂《嘉庆一统志》。

陶澍在编辑儒林、文苑列传时感叹道：“湖南除王夫之外得入者寥寥”。若干年后陶澍的湖南老乡、湘潭人毛润之也感叹道：“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然而就在岳麓书院的对联挂出来之后的50年内湖南迎来了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历代名人词典》一共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仅有23人，占0.77％。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名人共有750人，其中湖南85人，占11.33％。可以说湖南在近代出现了人才井喷的现象。中国近代史上湖南籍人才对中国的整个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均形成了巨大影响，故而中国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北洋政府时期湖南籍的教育总长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杨度为什么把湖南比作中国的普鲁士呢？我们不妨先看看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当英、法、美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时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王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策划下南征北战、纵横捭阖，最终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德意志诸邦国的统一。可以说德意志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普鲁士莫大的功劳。

中国近代史一代代湖南籍人才前仆后继为祖国的未来而奋战。正如普鲁士塑造了德意志民族之魂一般：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籍人才的努力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众所周知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就是湖南湘潭人。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了无数像他一样为祖国的未来而奋斗的湖南籍人才。甚至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局下湖南人就已开始了对民族未来社稷民生的思索。

开启湖南人才井喷现象的人是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这些在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熠熠生辉的人全都深受他的影响，以致于后来张之洞评价称陶澍为“道光以来人才第一”。嘉庆、道光年间湖南出现了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主张积极入世，通经致用，“治国、济民、平天下”，大力推行改革措施。

陶澍的经世思想和经世功绩对日后的林则徐、左宗棠等人的世界观均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作为经世派另一代表性人物的魏源早年就拜在陶澍门下。陶澍自己的为官经历也是讲求经世致用的，所以他一生的政绩其实是相当突出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知名度和他的成就贡献完全不匹配。话说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陶澍被升任巡漕大臣的陶澍奉命巡视江南漕务。

当时京城及周边地区官员、军队、百姓的口粮主要由江南地区通过大运河北运，朝廷为维持这一事关帝国安危的生命线而专设了漕运衙门，这在当时可是一大肥差。陶澍上任之前就听闻漕运系统贪腐成风。十月三十日他到达江苏省江浦巡漕衙门入住，各级漕运官员纷纷前来拜会这位朝廷钦命的巡漕大臣。陶澍以沿途劳累为由一个也不接见。委托随巡人员代收礼品礼物，一个个登记送礼人姓名、礼品种类、数量。

然后他派人到各地明查暗访，深入调查了解，掌握了贪官污吏的数额和贪污的手段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十天后陶澍才接见这些漕运官吏，只见巡漕衙门口站立20个兵丁，厅门上悬挂着陶澍写的一副对联：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等漕运官吏进入大厅后陶澍把惊堂木一拍厉声质问道：“你们薪俸不高，要养家糊口，哪有上千银两和珠宝玉石、珍贵礼物送上司？”

陶澍将所送礼金礼品全部没收归公，交地方作为修建书院之用，解决失学儿童入学问题。各地所欠漕粮限在一个月内全部交还清楚，违者从严惩办”。据《清史稿·陶澍传》记载：“陶澍巡漕仅半年，办500万石之米运抵燕京，为前后十年所未有。”故江南一带称陶澍为“陶青天”。陶澍严惩贪官的故事至今还在江苏扬州、两淮一带流传。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各省钱粮亏欠均在两三百多万银两。

其中最严重的安徽达到了一千多万银两。公元1821年道光帝登基后四川总督蒋攸锆向道光帝奏报：陶澍在四川任川东兵备道期间治理有方，政绩昭著，治行为四川第一，堪胜大任。于是道光帝在养心殿召见陶澍，提拔陶澍为安徽省布政使，主管全省粮钱和人事。在此之前安徽钱粮清查年年进行，终因官官相护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虚应故事。

陶澍到任后立即调集藩司衙门原有档案，建立清查局，组织专门班子清理各州县亏欠钱粮数额。并按地方官员、年份、数额落实清查欠款情况，累计有渎职亏欠官员62人。陶澍分别根据情况予以处理并制订《追捕章程》，限期追回欠款，上缴了国库。《清史稿·陶澍传》载：安徽库款，五次清查，未得要领。陶澍自为布政使时钩核档案，分别应劾、应偿、应豁，三十余年亏欠积案，豁然一清。

陶澍自此获得了“理财专家”的美称。历代封建王朝盐铁之税与田税同为国赋之主要项目。道光十年（1830）陶澍出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清代的地方督抚中有最为重视的就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前者事关政治中心京畿重地的安危，后者事关朝廷财赋要地江南的兴衰，而盐政又是江南经济的重中之重。陶澍到任后先是裁减总督衙门和盐政衙门的机构编制。

接着他又废除了明代以来的“纲盐制”，实行票盐法：任何人只要按章程纳税，发给票证，凭票运盐、销盐，只认票不认人。由此避免以前大盐商勾结官府垄断行业的现象，杜绝盐政衙门的贪腐现象。不过仔细说起来陶澍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之举当属海运漕粮：清代的经济中心位于江南地区，北方的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足以供给庞大的人口。

为此必须将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以解决当地百姓、官吏、士兵的吃饭问题。然而清代黄河屡屡泛滥，以致于大运河上的漕粮运输往往为洪水阻断。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就曾下旨让大臣们商讨改由海路运输粮食是否可行的问题，然而满朝文武多是因循守旧之辈，以致于海运的提议在提出百年之后仍未能加以尝试实践。道光四年（1824年）冬因黄河水倒灌洪泽湖，淮安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

由此导致高邮至清江浦一带运河水势微弱，漕船无法通行，京城粮食供应告急，被粮食危机逼得着急上火的道光皇帝下旨再议海运一事。这时陶澍联名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积极倡导海运。道光五年六月二十陶澍抵达淮安清江浦视察河漕：时值盛夏，数万运夫烈日下挥汗如雨，扛米翻坝，他见之不禁动容，也因此更坚定了海运的决心。

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初一在道光皇帝下旨商议海运的整整一年后清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海运正式启动。十天之内每天超过90艘商船前来兑运，共装米粮80万石。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速度，可见陶澍等一众官员筹划之精，督办之勤。大约一个月里，有不下1000余艘运粮海船，出长江口扬帆北上。随船押运参将关天培抵达天津后于三月十五报告称：已查明到岸进口船424艘，后继船只390余艘“不日可来”。

漕粮海运的首航显然相当成功。海运漕粮不仅有效缓解了当时严峻的粮食危机，也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海运海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陶澍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仅限于他本人的廉洁奉公和锐意改革之外，同时他也是一个慧眼识人的伯乐，大量人才因他而获得提拔任用，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林则徐、左宗棠、胡林翼三人：1814年冬陶澍发起组织诗社，林则徐经友人介绍加入。

陶、林两人成为诗友后由于志同道合、性格相投关系逐渐亲密：两人是朋友，也是上下级，事实上林则徐一生都视陶澍为前辈。两人携手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兴办教育、严禁鸦片。胡林翼是陶澍亲自选定的女婿，此人早年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以致于连陶澍的母亲都责备儿子不给找这样一个女婿，可陶澍却断定胡林翼日后必成大器，后来胡林翼果然官至湖北巡抚，成为湘军元老。

陶澍不只有女儿，也有儿子，他给儿子也说了一门亲事，不过女方可不是门当户对的达官贵人之家，女方的父亲不过是一个还没出仕为官的举人而已，可您要是知道这个举人就是日后的军机大臣、两江总督、收复新疆的大功臣左宗棠还会觉得陶澍没眼光吗？这还仅仅只是陶澍直接发掘的人才，至于受到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而涌现的人才那可就更多了。

后来的谭嗣同、蔡锷一直到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很多人都继承了陶澍的经世致用思想。清史专家萧一山因此评价称：“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亦赖陶澍之引喤尔。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固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薰陶者也。”陶澍对近代湖南人才涌现的历史性贡献有两方面：一是直接推荐提拔了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湘籍人才，二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后来的湖南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涌现出以贺长龄、唐鉴、李星沅、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人才。这些人有的活跃于鸦片战争前夕，有的活跃于鸦片战争之后，他们都明确感知到国家命运正处于沉沦状态，他们为国计民生率先开始思考和探索。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邵阳隆回金潭人（今隆回县司门前镇）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的主张的魏源用世界地图第一次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湖南涌现出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江忠源等湘军大佬。这些人中有以识人见长的曾国藩，有收复新疆、兴办洋务的左宗棠，有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有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彭玉麟......湘军集团出身的这一波湖南人才多是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变革，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涌现出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维新志士。辛亥革命期间湖南涌现出了 黄兴、宋教仁、杜心五、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刘道一、姚宏业、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等革命志士。这些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人士在湖南建学堂、办报刊、设学会、倡办近代工矿企业。公元1896年洋务派大臣开始构建从武昌到广州的铁路线。

选择途经湖南还是选择传统“国道”所在的江西成了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这时谭嗣同等人看到了铁路的巨大价值。当江西的守旧士绅还没反应过来时反复为铁路鼓与吹的湖南人已和洋务派官员敲定了方案。1900年从广东广州到湖北武昌的粤汉铁路开始动工，直到1936年全长1059.6公里的粤汉铁路才全线通车。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1957年10月15日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于胜利建成通车。从此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连成了一体的京广铁路。这条铁路使得古代交通闭塞的湖南得以回归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就在1900年粤汉铁路破土动工之时全国各种人才、新思想也纷纷涌入湖南。1903年湖南长沙的城南书院更名为湖南师范馆。湖南师范馆后来又相继更名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日后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些共产党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就是在这所学校完成了他们的思想革新。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湖南籍有4人（毛泽东、何督衡、李达、周佛海）。在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3名早期党员中湖南籍的有20余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占19.2%）。新中国第一代党政军领导人中湖南籍人士占据着很高的比例。

在1955年9月授予的1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湖南人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人民解放军的10位大将中湖南人有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在57名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在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刘少奇、胡耀邦、任弼时、李富春、陶铸、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蔡畅、朱镕基、彭佩云、江华、滕代远、袁任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是湖南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湖南人和全国其他省份的人民一样为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流血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追认的湘籍英烈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何孟雄、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向警予、缪伯英、罗学瓒、陈吕、蒋先云、夏明翰、柳直荀、罗亦农、夏曦、张昆弟、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黄公略、王尔琢、伍中豪、蔡会文、潘心元、周以粟、刘畴西、寻淮洲、李灿、方维复、曾日三、左权.....

如今的湖南仍在国家中部中引领风潮。如今的湖南早已不再是古代那种交通闭塞的环境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湖南的商业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是湖南邵阳人；快手创始人宿华是湖南湘西人；陌陌创始人唐岩是湖南娄底人；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是湖南益阳人；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是湖南常德人；映客直播创始人秦佑生是湖南永州人.......

做手机屏幕玻璃起家的湖南湘乡人周群飞在2015年的身价是460亿，这超过了房地产大佬碧桂园老板杨惠妍。参与过智利矿难大救援、日本核泄漏危机、建迪拜高楼、广州塔的巨型起重设备的制造商三一重工背后老板是湖南涟源人梁稳根。互联网时代的“湘商”只是太低调而已：往往公司名气很大，而自己却无名。这大概是湖南人低调务实的性格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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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百家号鸿鹄高飞翔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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