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辛亥革命后清朝皇室不退位、不签退位诏书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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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由此为自秦始皇以来在中国延续2133年的皇帝制度画上了句号。溥仪就这样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被定格于历史中，然而这时只有6岁的溥仪显然无法独自做出退位这样的重大决定，事实上这时的溥仪甚至可能不知道退位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退位诏书是以溥仪的名义发的，但退位这件事和溥仪委实没太大关系。退位实际上是整个清朝统治阶级所做出的集体决定。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由于光绪生前未能留下子嗣，于是由慈禧太后做主安排光绪的侄子溥仪入承大统。此时虚岁三岁的溥仪显然无法担负起治国理政的重担，所以光绪的皇后隆裕遵照慈禧的遗诏垂帘听政，与此同时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实际总揽朝政。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开始共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可这时的隆裕和载沣都缺乏慈禧那样高明圆滑的政治手腕，而清王朝的江山此时却已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这时清朝统治集团已意识到原来的统治秩序已无法继续维持了，所以要保住大清江山就只能推行新政，可一旦推行新政又势必会触及到满清八旗贵族们的既得利益。宣统元年摄政王载沣下诏要推行新政立宪，然而载沣又不敢动摇皇亲贵族们的既得利益：载沣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载洵回国后被任命为海军部大臣，载涛回国后被任命为军谘府大臣。

载沣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清朝亲贵。这些亲贵们多系权欲极重的庸才。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载沣试图以此显示自己实行宪政的决心，然而新内阁名单人选中皇族和旗人占了大半，所以这个内阁被人们指斥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打破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幻想，于是许多本来支持君主立宪的人纷纷转投革命党阵营。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风潮立即蔓延全国，这时载沣才发现这帮八旗子弟争权夺利在行，可要让他们领兵出征未免把玩笑开大了些。无计可施的载沣不得不委曲求全去请当初被自己赶走的袁世凯出山，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四天后载沣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这时载沣在革命军的浩大声势之下已将袁世凯视为清王朝最后的救命稻草：载沣一再提升袁世凯的权势，试图以此换取袁世凯出山。

到最后包括载沣本人在内的八旗贵族子弟掌握的所有军政大权一股脑全都让给了袁世凯。交出了所有军政大权的载沣也卸去了监国摄政王这一头衔，不久之后他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此后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隆裕太后并不是像慈禧太后那样权力欲旺盛的人——事实上在此之前隆裕太后一向是不过问朝政，然而在这种形势下她也不得不勉为其难过问起朝政来。隆裕封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并对袁世凯说：“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

隆裕此举实际上相当于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袁世凯。隆裕希望袁世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挽狂澜于既倒，从而使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得以延续命脉。然而袁世凯在取得权力之后就和革命党谈起了条件，最终袁世凯得到了只要能让皇帝退位就推举他为民国大总统的许诺。袁世凯在得到革命党方面的许诺后就回过头来劝隆裕太后下诏和平退位。隆裕在重重压迫之下召开了决定清朝命运的御前会议。会上一些宗室大臣们极力反对共和，一再要求隆裕拿钱出来犒劳军队，让他们与革命军血战到底。

这些大臣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然而隆裕对国库的空虚、军备的废弛却是心知肚明。隆裕知道和平退位实际上已成为清皇室唯一的出路。《清帝退位诏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在我国自秦始皇嬴政一统华夏以来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政体的终结。从此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江山，而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公器。民主共和的理念自此深入人心，之后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闹剧皆无疾而终，这说明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帝制独裁的年代了。

《清帝退位诏书》在结尾写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这句话充分证明了东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从而直接确立了我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法理依据。网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清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嫁妆”。其实清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疆土，而是确立了完全彻底的大一统制度。

要说东北是清朝入关带来的“嫁妆”，那么明朝在东北所设的奴儿干都司算什么呢？东北不是清朝带来的“嫁妆”，而新疆、西藏等地也同样不是：早在汉唐时期就曾在西域、漠北地区设置过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等行政管辖机构。如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显然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中国的领土扩张和西方国家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扩张是通过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自然实现的，而不是向西方国家对待印第安人那样直接用武力征服。

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扩张也曾采取过军事手段：汉唐鼎盛时期就曾创造过封狼居胥、燕然勒功这样的赫赫武功，然而这种军事征服的方式会随着中原王朝势力衰弱时出现强烈的反弹。因此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扩张更多是通过政治攻心、经济革命、文化交流的方式实现的。诸葛亮对孟获等南中少数民族首领的攻心策略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例子：通过攻心手段使这些少数民族首领自愿归顺中原王朝。这种扩张模式是通过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这比起西方国家那种用赤裸裸的武力进行扩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模式。这种潜移默化的模式其实比武力扩张更有力量：如今美国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亚裔各族群之间依然泾渭分明，然而中国各民族之间却能实现大团结。这是因为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在自然融合，而美国的各族群是在不到两百年时间里强行捆绑在一起的。潜移默化的确比武力扩张更有力量，但潜移默化的作用要生效却需要漫长的过程。中国用了数千年时间才把版图塑造成今天这样子。

相比之下西方列强在近代用武力扩张的方式就能在短时间内塑造一个个殖民大国，然而这些殖民大国由于没能理顺内部关系大多都在二战后分崩离析了。中国这种自然融合的扩张方式不仅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见效，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不断出现反反复复。像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强盛之时就曾在漠北、西域等地设有安北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等行政管辖机构。到了两宋时期不要说效法汉唐开拓漠北、西域，即使连中原王朝传统固有的燕云十六州都丢了。

汉唐全盛时期中原王朝的版图一度向北推进到贝加尔湖、向西推进到咸海，可随着后来中原王朝的日益衰弱又不得不放弃这些地区。直到明代中原王朝的北境又退回到了长城阴山一线。由此可见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直持续拉锯的状态。这种拉锯状态最终在清代发生了变化：清朝本身就是崛起于东北森林中的渔猎民族。像满人这样的渔猎民族本身就和蒙古这样的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清代最终得以彻底解决之前明朝200多年都无法解决的蒙古边患问题。

在清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领土不断出现变更：汉唐时期曾开拓漠北、西域，可那时东北、西藏等地并不在其版图之内；明朝在东北设有奴儿干都司，可漠北、西域又不在其管辖之下。总之在清代之前还没哪个王朝能完完全全同时控制今天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领土。清朝不仅完完全全实现了对东北、台湾、新疆、西藏等地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清朝实现了对上述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统一，所以清朝对这些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度远远强于之前历朝历代那种松散的羁縻统治。

清朝在东北、台湾、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都直接派驻了官僚、驻扎了军队，与此同时这些地区与中原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乃至人口的流动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然而清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中原内地并不相同——实际上清朝皇帝是以不同的身份治理帝国的各部分：在中原汉地他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在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在蒙古他是大汗；在藏区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当时的蒙古王公、西藏活佛、回部穆斯林宗教领袖看来他们臣服的是满清爱新觉罗家族。

在孙中山先生的早期构想中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满清王朝赶出山海关、恢复明末的汉地十八省。不过最终南方革命党和清政府的和谈结果却是清帝退位后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就从法理上明确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之部分，从此这些地区由满清皇室的私产变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神圣疆域。这个法理问题尽管表面上看是虚的，可在当时列强环伺的环境下完全可能变成实的。

纵观世界各国之革命：荷兰独立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无不经历长时间的战争。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之时革命党是做好了打一场长期内战的准备的。这虽然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但任何一场内战最终受伤害的始终是老百姓。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列强各国虎视眈眈，如果内战扩大谁也无法预料对中国早已图谋不轨的日本、沙俄等国会有什么举动。不过这场想象之中的内战最终并没爆发。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不过短短四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清军和革命军之间确有交锋，却终究没演变成英、法革命那样的全国大规模内战。清帝退位诏书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这个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王朝和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政体的结束。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当时清朝皇室不退位会如何呢？当然在袁世凯的枪杆子摆在那里这种状态下隆裕太后肯定是要交权的、溥仪也肯定是要退位的。不过交权退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和平的；一种方式是暴力的。

最终清政府选择了和平退位的方式，可如果当时清政府要是选择鱼死网破负隅顽抗呢？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导致爱新觉罗家族被灭，然而与此同时这也会导致内战的扩大化。最后的结果无非不过是拥护满清皇室的保皇势力和反对满清皇室的势力之间斗个两败俱伤，那么受伤害最大的无疑仍会是被动卷入到这场政治动荡中的无辜百姓。与此同时列强对中国人的内斗可是乐见其成，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打着支持某一方的旗号乱中取利。

像清帝退位这种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颇为罕见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着残酷的战争：东汉末年的战乱、瘟疫导致黄河流域成了“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两晋交替时期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导致上千万人口的死亡；隋朝末年的动乱导致伊、洛河以东苍茫千里；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也都导致上千万人死亡；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中国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近2亿人死亡......其实在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这种和平过渡的例子也不多见。

英、法、美、俄等国的革命无不经历过长期的流血战争，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在推翻德川幕府时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历史转折关头和中国清朝皇室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于公避免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漩涡，于私避免使自己的家族在战火中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因此曾对德川庆喜给予高度评价：“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

权力之手握紧容易，然而要松开可就不容易了。历史上多少枭雄豪杰为争权夺利落得满门身死的下场。政治家在登上历史舞台时需要过人的勇气，然而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还必须看清历史发展的形势，必须知道自己该在适当之时以适当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而这同样需要过人的胆识。在晚清时代那种内忧外患的局面用和平交接的形式使中国完成从皇权专制政体向共和政体的过渡是颇为难得的。隆裕太后在决定退位的最后关头曾说过：“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清帝逊位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内战，杜绝了列强趁内乱干涉中国的可能性，从而为中国日后的发展保留了一丝元气。然而和平退位在清朝遗老遗少眼中却成为了葬送大清江山的愚蠢之举。事实上任何王朝的覆灭都必然是其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固有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们今时今日的人作为旁观者反而更能看清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已是无可救药了。和平退位不仅使国家得以避免一场内战，而且也保全了遗老遗少们的身家性命。

然而这些人却并没因为自己得以保全身家性命而有一丝一毫的感恩之心。清帝退位以后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等人就成为了遗老遗少眼中的千古罪人。生前被遗老遗少们视为千古罪人的隆裕太后却在死后赢得国人的同情与尊重。隆裕死后民国总统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政府官员穿孝服丧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之外还特意于2月26日休会一天。袁世凯亲自黑纱参加了隆裕的葬礼，全国各地也纷纷召开追悼会并派代表前往北京参加隆裕的葬礼。

出席隆裕葬礼的人数达5万人之多，一些外国驻华使馆也下半旗为隆裕致哀。在生前从未得到一丝半毫称赞的隆裕在死后竟被称为“女中尧舜”，还被夸为“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1925年2月早已闲居在家的前清摄政王载沣在醇亲王府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正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革命领袖与被革命推翻的前朝皇族权势人物会面本身就已足够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

载沣当年的行为在遗老遗少心目中是自弃江山的糊涂行为，然而孙中山对载沣当年的行为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载沣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在国家民族面临历史转折的关头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隆裕、载沣等人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的和平退位决策使一场内战消弭于无形，从而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和平过渡为统一局面。他们在百余年前做出的抉择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民生的安泰远比政治人物个人的权力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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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百家号鸿鹄高飞翔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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