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爱与大善触摸历史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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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爱与大善触摸历史的灵魂

——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简论

姜广平

在高贵面前，任何卑鄙都明白自身的卑贱。文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但文学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

——摘自刘醒龙访谈《“文学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

《圣天门口》是一个体系庞大而又非常完美的文本，笔者这样断言：《圣天门口》，今后将会慢慢地透析出它的非凡的意义。即使是一个在文学上涉足未深的读者，也将会在阅读中体验到巨大的震撼。如果用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来分析这部作品，我们发现，作家刘醒龙在这部杰作中，刻意将经典性作为思想与写作时的首选，并有效地在他历时六年的长篇创作中得到了初步的实现。这也是《圣天门口》之有可能成为新经典的重要原因。

在《“文学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与刘醒龙对话》里，刘醒龙曾这样谈及自己在写作《圣天门口》时的的崭新体验：“任何新的写作，首先要使写作者自己感觉到新的体验。这包括个人精神与艺术经验。在《圣天门口》这里，还有一个时空性的体验。六年时间，不管放在谁的人生中，都会显得有些漫长，有人甚至还会惋惜。对于我，不谈作品，光是这段时间修炼心性的收获，就太值得了。”

《圣天门口》完全不同于刘醒龙自身自 “新写实主义”以来的写作。这部长篇的写作过程，使刘醒龙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的作家。这部作品，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叙事，然而，从本质上讲，它与现实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最为可贵的是，它以一种新的历史视角与历史情怀阐释或演绎了我们所不能深刻体认的历史。

作为一个杰出的文本，《圣天门口》提供了很多言说的可能。首先，这部小说在写作动机上，是力图展现人伦的高贵。现当代中国文学一直在片面地强化文化传统中的种种灾祸。奇怪的是被描述成大酱缸的中华文化却能够绵延五千年。近代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成了一部苦难史。提及苦难时，人人都是如此理直气壮。导致少有人去想，能够走出苦难，使之生生不息的正是被苦难当成天敌的人伦的高贵。

基于这样的史识，刘醒龙用一种新的价值视角来阐释历史。这部具有史诗品质的长篇巨制以史诗性的作品构架，安排了雪家和杭家这并非对立的两大家族在天门镇的沧桑与变迁。但这种概括显然过于粗略而简单。三卷本的长篇巨制，无论如何是无法用一句话来括示的。在小小的天门口，除了雪、杭两种一柔性一刚但都均有着巨大的力量外，还有像傅朗西、段三国、马鹞子、常守义这几股力量。以及冯旅长、小岛北这两种带有政治符号性质的邪性力量。这之外再加上一些灰色地带的人群：董重里、常天亮。再分得细一点的话，在傅朗西所代表的红色力量里，还有小曹同志、欧阳大姐那个五人小组的肃反力量和红色恐怖时期的白送这样的力量群体。此外，像林大雨因夺妻之恨而引发出来的人性的邪恶力量，也在天门口镇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对天门口镇的历史走向有着极其强大影响。

现当代中国文学一直缺少一部真正具备史诗品质的作品。这也是隐忍在每个写作者心里的最大梦想。作为作家的刘醒龙一向习惯于用潜意识来构思作品。在《圣天门口》的结构上，作家刻意将先发掘出来的中华民族史诗《黑暗传》埋藏于作品的各个章节中，利用段三国以及后来由红色力量而成为清流的董重里完成了《黑暗传》的全部演义。这其实是这部小说的一种虚的线索，利用这种虚的说书，将自创世纪开始，到辛亥革命成功结束的中华史实，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叙述。而实的小说主干，则写了天门镇这一个小镇从辛亥革命之后的乱世开始，到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终局的全过程。作家执着地在写一座小镇，写小地方的大历史，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小人物的大命运。

饶有意味的是，家族之间的争斗与仇杀几乎成了写往日事件的固定艺术模式，但刘醒龙并没有从这条路上走下去，否则，全景式的表现，家族间的针锋相对，则会在对有厚度和有深度的历史重大隐密进行描述时，会极其苍白无力。

在关于梅外公、梅外婆和雪柠的一段叙述中，有这样一段梦境的两次呈现：雪柠在梦中看见一群人用刀砍一只老鼠的尾巴，想让它生养出没有尾巴的小老鼠。这一个梦境，和梅外婆的“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这句话构成了相互阐释的关系。作家在寻找一种新的历史视角与价值观时，显然做得与众不同，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揭开了“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这种史识，沉埋在复杂的——用书中的话讲就是“吊诡”的——历史表象下，这是一种崭新的历史视角，却并没有被很多人所发现，而刘醒龙则用它恰到好处地阐释了我们所熟悉而陌生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书中两条相互交织甚至相互排斥的历史观，作家并没有给予孰优孰劣的评价，而是全面进行了双重呈现。雪、梅两家是亲家，他们以福音论知人论世，但显然，他们没有能够挽救自己，亦即是说，它没有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们差不多与奉行“不以暴力抗恶”的甘地、马丁·路德金一样，执着地寻找着一个家族、一个小镇乃至一个民族的出路。作品以梅外公遭暗杀回应了他们所持的历史观。极有意味的是，暗杀者是谁，书中没有明确交代，然而，问题似乎又非常直白，暗杀者的动机，只是想挑起如出岫白云般心闲气定的梅外婆以及雪家的仇恨心态。

当然，每一个清醒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以福音论的历史观，其实，并未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过。说得大一点，汉民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对于历史的解释，也远未达到神圣的地步。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刘醒龙在阐释历史时，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无法越过的障碍的。这也就使得作者在对天门口这个小镇的历史进行演绎时显得沉重而艰难。

然而，细究起来，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所谓福音，只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它所表达的是相对于普通的爱与仁慈的，是那类大爱与大善。这种大善与大爱不能说中国的历史中没有现过，只能说是没有人关注到。上个世纪的文学训练，使得太多的人，将爱之切、恨之深等等过于简单的性情当成惟一的审美之源。这种十分根深蒂固的审美态势，也影响了中国文学向着博大精深进步。另外，小说中有一个更大的秘密，有待人们去发现：在《圣天门口》中，刘醒龙不再使用“敌人”这一概念。可是产生“敌人”思想的土壤深厚到扁担插下去也能开花，凡论历史，莫不是以他人为敌、以异类为敌。然而，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世界上，最大的对手或者“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所以，这部小说中，像雪、梅两家的人用一点一滴的圣洁来改造或者改写自己，并努力达到改造身边的人与事，就应该很容易地理解为，这样做才是改写历史的正途，或者，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正途。回到前文我们论述改造或改变天门口镇的诸种力量时，我们看到，即便是芥末之微的人物（如林大雨），也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也同样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力量——是一种推动力量，也可能是一种倒退的力量。

虽然作品中没对对两种历史史识加以明晰地判断，其实，作品中是隐含着一种判断的，肯定与否定，也还是非常清楚的。譬如大跃进、放卫星、文革武斗这一时期的叙述中，是看得出作家的伤感与悲痛的。

当然，从文学角度出发，文学的判断只能是隐含在文本之中。这是不二法则。当下，仍然有很多作品，企图以图解某类思想而大行其道。这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学的资源固然十分丰富，却存在着一方面滥用而另一方面却殊少动用甚至漠然得无能力问津的问题。作家的穿透力，在这里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圣天门口》业已具备了准经典的一切元素的真正原因。真正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杰作，主要依据就是要看这部作品所具备的穿透历史与心灵的艺术力量。

梅外婆显然是这本书重要的主人公。这非常容易让人认为这本书具有基督立场或倾向，是关于拯救天或救赎的作品。但要注意的是，这里动用的，正是我们所论及的中国文学的十分丰富的资源之一：大爱与大善。

《圣天门口》不存在“基督立场”。不能因为小说中出现“福音”和“小教堂”，就往这方面联想。这种判断十分必要。当然，中国文化中缺少宗教信仰，这是事实。但是，要看到，传统也好，时尚也好，“基督”在中国更像是某种流行元素。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点：无论传教士们如何震惊与震撼，中华民族确实并不是以宗教的力量走完了五千年的历程而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的国度的。而客观上分析，有没有信仰和信仰什么并不会导致社会生活出现重大分野。譬如，泛神主义者可以认为“圣”就是我们的敬畏之心，环保主义者可以认为宁可走路也不坐汽车就是一种“圣”。就小说来看，在任何历史时刻，乃至重大的历史分化时期，一个人的能力救不了全部的人，那就救一部分人，再不行就救几个人，还不行就救一个人，实在救不了别人，那就救自己。人人都能救自己，不也是救了全部的人吗？

这也许就是《圣天门口》的主题或者所谓的雪家精神。作家用“雪”姓来为主人公命名，其实就有着所谓的“澡雪精神”的写作动机：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所以，每个人在对待他人时，都要记住并由衷里尊崇这类角落。

因而，我们看到，雪家其实是饱受损害与污辱的。在书的最后部分，有个细节，雪柠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从不同年历上撕下来的杂乱无章的日历，每张日历后面都写着一个耳熟能详的男人名字。这一个细节，最能展示两个人的力量，一是杭九枫的圣洁的力量，二是雪柠的承受的乃至“承受”之上的“承担”的力量。所以，雪家的力量，使得草莽英雄杭九枫也因此有着对这种神圣力量的虔敬。

小说的结尾，“吊诡”这个词用得非常频繁，这应该看成作家赋予了历史的一种品质。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历史本来具有这样的品质。从这个词出发，我觉得这本书的确有着颠覆的意义，他颠覆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者说，它使我们重新认识历史。

也因此，关于历史的经典小说，必定同时又是一部心灵史。只有与心灵相伴相随的东西，才会真的深入到历史真相中。历史的品质几乎就是心灵的品质。在时代与历史的交接过程中，许多真相注定要被那只强而有力的大手尽可能彻底地抹去。如果心灵有所改变，就会意味着某种重生。只要能够把握住这条心路，无论历史改头换面到何时程度，写作者就不会被历史的吊诡所迷惑。

这可以看成是小说主题之下的被深埋的另一重主题。

笔者曾经论定这本书因此带上了“暴力”色彩：这本书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从长篇小说的环节链上讲，有的长篇，如《红旗谱》、《暴风骤雨》、《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便成了纯粹意义的小说甚至故事，它们的意义可能存在，但价值却丢失了。至于像什么《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则变成了一种红色的荒诞了。

但《圣天门口》并非有意颠覆，然而，却具有着一种改写或反拨的力量。后来者总是幸运儿，因为有前辈们用灵与肉来探索。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一辈，以周立波等为代表的稍晚一辈，都是用文学来请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救国民出水深火热。从现代文学的出现，到当代文学的兴起，许许多多的作家一直在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然而要看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重责，这是由阶段性的历史决定的，后来者应该向作为亲历者的那些作家表示足够的敬意。文学经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到我们这一代作家和评论家这里，文学的环境已经改良，毋须再用负重百十来斤的能力，无奈地承担两三百斤的份量。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圣天门口》并不是一种史诗性的建构，反而，整部书给人的是一种反史诗的意味。而极有意味的，反经典或打击经典，其实也是经典的本质特点之一。所谓经典，就是经得住正反两方面的撞击力而又能够成立的文本。

当然，从结构上讲，这本书已经出现了史诗性的构架，但《黑暗传》的嵌入，以及作家着意安排的《黑暗传》与本书开头之间的一段鼓词，然后本书开头与整部《黑暗传》的对接，是饶有意味的，因为，它们的叙述者董重里逃了，而常天亮死了。这样，就从内容上掐断了他们重述历史的可能，也就是说，对天门口的叙述，已经不再是对《黑暗传》的接续，而只是对它的反拨，虽然表层上仍然是以暴力为中心，然而传达的是反暴力的主题。

《黑暗传》的引入，是为了将文本的纵深扩展到汉民族史已知的最远端，让其间接地变为叙事过程的一部分，使得小说所展现的所有暴力，一目了然地追溯到共工被女娲所杀的根本之上。至于反暴力归结，正像小说所援引的，近代中国从梁启超先生那里就开始了，陈独秀也基本上是反暴力的。新世纪以来，人类对暴力的反拨声浪已经越来越强劲。毫无疑问，这是最为明确的反暴力立场。《圣天门口》是用一种深刻的痛来唤醒人的意识里对痛的憎恶，用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柔性的力量，去和各个阶段的宏大历史发生对冲。

《圣天门口》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那就是“死亡”。在处理人物之死这件事上，作家显得非常用心。譬如雪茄、爱栀夫妇的死，那样的破空而来，那样的让人不甘，他就这样把读者晾在那里，直到书的后半部，才真正揭开了这样处理的原因。如此安排，足见圣心，一反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以猝死了结一切爱恨情仇——不是了结爱与情，是了结了恨与仇。

当然，这里又会有新的问题：这一切了结了，就不再生新的恨与仇了吗？

对于人来说，死亡是何其了得的大事！那就更不能简简单单地以一了换百了。死亡的方式不同，对应的那种大爱与大善却一直在贯穿着。这便是雪家人执着寻求的，要生生地扭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类死结连环，哪怕自身的承担与承受是那样的不可预估。对仇恨的最大报复是不去报复。少一次报复，世上就会少一份仇恨，于是那类死结连环就有斩断的可能了。这也是人生所能到达的最高境界一种。同样也是对雪柠那个梦境的最好诠释。

惟有善才是恶的不可逾越之界。有限与无限，有界与无界，往往在瞬间里就产生了。活着的人，只有懂得每一种死亡，只有在每一种死亡发生都感到疼痛，才能真正走进历史并理解历史。

阅读《圣天门口》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思量的过程：作家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历史感呢？虚妄？怪诞？诡异？虚无？没有逻辑？

历史确实没有逻辑。但这里，我又想到胡适的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是外包装上的打扮，有时候，关于价值底座都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了。这样一来，历史真的就太虚无了。

历史是当下的心灵。无论后来者如何议论，历史还是历史。真正的疑问在于，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只要心灵是充实的，历史就会还我们以真相。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还有另一种“暴力”色彩：作家有着对历史秩序与历史事件重新拆解与构建的雄心。当然，它同样会引发我们思考：我们真正的历史究竟在哪里？

书中还有很多个体生命的消亡，作家作了非常出色的描写与叙述。给人们最大震动的还有小岛北（日本宪兵队长）的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小岛北，作为一个军人，他未对天门口采用火攻，是不是他还心存一念之仁，这是小说叙述中的悬念，作家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旨在引导人们反思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无法挪移。过去，我们看日本人，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小岛北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最没有人性的人，还是留存了一点人性的东西在心灵深处。或者说，用梅外婆那样的话来说，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是个畜生。

用作家的话来诠释，就是：人活着就得与人息息相伴，懂得幸福法则的人，首先会选择相信别人也有一颗与自己相同的善良之心。

这本书的意义，其实，放在天门口这个弹丸之地，是理所当然地成立着。然而，大而言之，放到中国，也有着民族的意义。而从世界的角度看，我觉得这本书，是目前少见的具有了世界性意义的一本书。二十世纪的中国变革，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中天大的事情。它影响了世界，世界也影响了它。这其中，文学参与了这样的历史转化。我们因此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正是《圣天门口》这样的杰作，影响并矫正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这就不仅仅是历史虚无主义了。

重要的不是时代的更迭，也不意味着后起的时代就一定超越了前一个时代。所以，这本书的超越时代的意义也是巨大的。以前，我们对新旧时代的看法是非常直接的，总以为共和国成立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其实，划分时代新旧的标准远不止这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讲，时代的区分可能是非常混沌非常模糊的。笔者曾跟一个年轻作家谈到这本书，我对他讲，看看，你得看看。对你们而言，是建立价值观的必要；对我们而言，是重建价值观所必须的。我认为，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价值。

一百万字的小说出现在这个时代，要想不成为一只巨大泡沫，就得具有一些全新的有特质的人文因素。作为一种新价值的文学载体，而不是一处文化垃圾回收站，虽然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但却是必要的一种。更何况，写作这本书书，对一个作家而言，除了定心定性，除了对全部人物有了深入的分析与理解以外，还得准备好像军事学、医学、民俗学、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对风土人情的研究与把握。更重要的，还有思想史的研究与思考：既不能像学者那样抽象，又要高于思想家们的解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庞大而艰辛的工程。当然，这也是使这本书成为准经典的必要的路径。

最根本的在于：刘醒龙以一种杰出的文学文本，演绎了最为纯正与崇高的中国式伦理：五千年的跋涉，这个民族最根本的动力源就是大爱与大善，正是这样的伦理力量，推动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圣天门口》这本书可以成为典藏性文本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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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辅仁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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