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者千虑｜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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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中关于“钱学森之问”这一典故的词条，有如下表述：

所谓“钱学森之问”，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2005年，温家宝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再一次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同志为什么要特意地将“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拿出来和“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作比较呢？能不能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怀着这样的疑问，盛京愚公展开了调查和思考。

面对如此艰深的命题，我首先想到应该试着了解一下高手们在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时的高招，还真被我找到了：

爱因斯坦（1879-1955），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犹太裔物理学家，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涉及到“提问题”的哲学，他是这样说的：“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沃纳·卡尔·海森堡（1901-1976），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主要创始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有关“提问题”的哲学，他为世人留下了这样的名言：

“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美籍华人著名传记作家张纯如，在九十年代应美国出版社的邀请开始为钱学森写传记，其中记录钱学森在美国顶尖大学给博士们上课的故事中有一段话：

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发问：“我不明白第二块黑板上的第三个等式。”钱学森根本就不予回答。另一位学生问道：“喂，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回应说：“那是个事实陈述，不是一个问题。”

综合以上三条，我们绝对有理由认为，钱学森同志在不止一次提出问题的时候都提到了民国时期，应该是觉得其中或许隐藏着答案，否则便成了否定自己的观点了，因为那将导致“钱学森之问”变得“不是一个问题”。

面对社会科学难题，正是凭着以上这些判断，支撑着盛京愚公坚定了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展开探究的决心。经过一年多四处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文物古迹等，我认为以下两点值得深思：

一、关于民国时期的德育教育

当时的德育课分几部分，其中有一门叫《伦理学》，当下很多人应该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知道《伦理学》究竟是讲什么的。

盛京愚公也是在偶然的巧合之下，发现了端倪，认为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

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毛泽东）

上面引用的这段解释来自下图所示这本书，当然非常可靠和可信：

书中还说，给毛泽东担任《伦理学》老师的，就是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杨昌济先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伦理学》课程对于学生的影响之深。

翻看十几种不同版本的钱学森传记时，众多作者都提到了钱学森同志的父亲也是教《伦理学》的老师，最初并没有引起盛京愚公的注意，因为后来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对《伦理学》作出的论断，才让我意识到了点什么。想到了有几个版本的传记中曾记载，在钱学森同志读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特意领他去拜一位特殊老师为师，有点像古时候收徒那样子的，仪式感非常正式，收徒之前还要考试。而非常特殊的地方则在于：钱学森同志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位曾留学日本多年同样也讲授《伦理学》的老师，而他特意找来给钱学森同志“补课”的老师林砺儒先生也是一位教《伦理学》的老师。关于这件事，传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为了塑造儿子良好的人品，钱均夫领着儿子去拜当时的校长林砺儒为师。林砺儒并不轻易收学生，他的学生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先让拜访的学生答卷子，如果分数不够，那么请回。对钱学森，林砺儒并未因他与钱均夫的私交而网开一面。钱学森跟在父亲身后，一到林校长家，就接到严肃的校长递过来的一份卷子，叮嘱他：“进屋答卷。”父亲和林校长留在客厅里聊天喝茶。没过多久，心急的钱均夫要进屋看钱学森考得怎样。林校长细品着新出的绿茶，微笑着说：“钱兄太心急，考这卷子的学生，得花一段时间呢。”过了一会儿，急不可耐的钱均夫踱到门口，抬头往屋里看，却见儿子正起劲地玩着屋里的稀奇东西。见此场景，父亲气不打一处来，责问儿子怎么不认真答题。钱学森争辩道：“我早已答完，只是你们一直不来收卷子。”跟着进来的林校长半信半疑地拿起卷子看，还没等卷子阅完，当场便收了钱学森这位弟子。日后，每次提到这位有点“苛刻”的老师，钱学森总是说：“我从林先生那知道了唯物史观解析下的伦理学是何等精彩！”

自己本来就是《伦理学》老师，再特意让自己的孩子拜《伦理学》老师为师，针对道德教育补课，其时全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结合我们当下的学校教育，何曾听说过哪个老师在教初中生乃至大学生学习“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

倒是有江湖骗子，在针对成年人搞什么所谓的成功学。

令人不禁要问，要是在校学生学过《伦理学》，懂得“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长大成人后又怎么可能会上江湖骗子的当！

这一点，确实发人深省！

当今的人们也许只是在口头上把德育教育放在了首位。而反观民国时期，关于德育教育的课程开设了很多种，单说《伦理学》，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开课，家长还会专门为孩子请伦理学家教……

德智体美劳，“德”确实排首位，但知行真的合一了吗？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二、关于二元文化结构

周有光先生有个观点，他认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应该是：我们既应该接受“区域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应该接受“国际现代文化”的教育。

再想想民国时期的学生所受的教育。

虽然当时全社会都非常排斥“区域传统文化”，但客观现实存在着“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也就是说，父辈以及老师虽然想竭力抵制“区域传统文化”，但由于深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原因，使得当时的学生们并不缺乏这方面的“身教”，再加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其时对于“区域传统文化”的教育应该是够用。

而从清朝末期开始，整个社会就在大力推广对“国际现代文化”的教育，不仅学校非常重视，而且在当时的学校里有丰富海外留学经验的老师并不少见。

所以说，虽然当时兵荒马乱，但当时的学生实际上接收到的教育相对来说更合理。

盛京愚公还注意到这样一点，很多研究民国时期教育的人，都错误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底层劳动人民无法获得教育机会”以及“官方腐败不堪，政治黑暗”等处。在此我们并非想说他们看到的这些点不对，而是这样看问题聚焦方向有误，针对教育的研究和针对政治或者教育历史的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要是再考虑到当时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孩子绝大多数没有获得教育机会的因素，那岂不是说明民国时期的教育质量更高？学苗基数更少了，产出的杰出人才或大师还是那么多，水平难道不是更高吗？

战乱让国家陷入危机，特殊时期民众强烈的觉醒意识也会导致学生们更加珍惜时光，刻苦学习，我想这也是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非常有利的因素。

同学们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一定要破解‘the qian's doub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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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京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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